摘要：司法公信的命题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很多基本概念上的误解，使得良好的预期得不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舶来与本土资源未能重新整合——将司法公信的形成等同于中国法治实现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处在前法治化阶段，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且要求彻底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诉求也有悖于法律的功能表现。前法治化阶段完成的目标是法律制度的确认、法律精神的转化、守法的普及，对于司法公信的培育，应该厘清概念上语言逻辑的混淆，进而把握司法公信中国化的可能及措施。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只有将司法公信的命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司法公信 法治 现代化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许多学者引用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来论证“法律信仰”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司法公信力缺失” 。可是对东西方法律信仰命题的研究历史中出现对基本概念不规则的表述和未达成一致意见所造成的误解使司法公信的中国化解读一直停滞与理论上的自说自话，实践意义所得甚微。本文拟结合中国法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厘清司法公信命题的基本概念，进而探寻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可行性塑造。
二 信仰及司法公信概述
（一）信仰的概念。
《辞海》：“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作为价值存在的人，“信仰”的概念体现了其对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的态度和实现方式。具体来说，“信仰”有如下特征：
1目的的理想性。无论其信仰对象如何，信仰的目的是理想化的，即信仰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符合其希望的“善”和“美”及不能轻易在现实中实现，是一种未知的美好的向往。
2意志的持久性。信仰是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价值追求过程，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皆需要一以贯之的持久努力。如果意志上发生懈怠，则这种信仰对象还未在主体身上成立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
3行为的坚定性。信仰外化为客观行为，就必须以坚定性最为尺度。任何的信仰除了心理过程外还要以实践来反馈或者检验。缺乏了坚定性行为支持的信仰，只是言语中的信仰，同时反证出其意志上的薄弱。
考察“信仰”概念和特征，可以得出构成信仰的要素：
1信仰从内在看是自觉自愿的信服尊重，特点是出自内心，任何外力或违心之强迫均不构成信仰。
2信仰自外在看需将主观心理状态支配于外部行为，即主观心理状态外化的结果。
3信仰的对象是“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均非实在的客观物，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先验理论。
对信仰概念内在、外在及对象上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信仰之范围。信仰是对事物在主客观方面理解把握的最高认同态度。达到信仰的高度，能做到近乎宗教的“殉道”“卫教”，信仰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或许是盲目的迷信的，但并不能否认信仰之性质。
（二）司法公信的概念
从词义上探究，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和"信"。所谓"公"是指社会公众，而"信"则是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多数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司法公信的概念表明能产生司法公信的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的激情。所以司法公信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其他非理性信仰）是科学性与怀疑性——对法律的信仰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是综合比对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法律崇敬的尊重。司法公信不是对法律的盲从和迷信，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与诘问，这种信仰是绝对神权或绝对君权的直接产物，是法治和法律信仰的大敌，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理应舍弃。科学的法律信仰与司法公信是伴随着人的理性的参与和选择，同时有法律怀疑精神的辐射作用，使信仰更加有操作性与现实性，摆脱虚无主义的阴影，也完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 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发展三部曲及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法律信仰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再到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直至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法律信仰的确立也由起初敬畏自然及神灵的蒙昧意识到现在理性的接受捍卫法律的状态。
1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原始社会及蒙昧时代对习惯或习惯法的态度是出自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超自然现象无知的恐惧。原始人或者奴隶可能不会有信仰的词汇，但是他们有惧怕敬畏的对象——部落图腾的存在说明了他们有自己捍卫的偶像，而且尊崇能够与偶像沟通并传达意见的使者——巫师。原始人把这种敬畏带到制定的规则或形成的习惯里，这样规则或习惯就有了偶像的旨意，对之违反并不仅仅是破坏了秩序，而且还亵渎了神灵。这是法律信仰的萌芽阶段。
2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和宗教紧密相连，对法律的认同一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二是出自对违反法律所受惩罚的恐惧。封建社会的法律开始有了近代法律的影子，权利义务慢慢构架成法律的结构。然而维护皇权与野蛮残酷仍然是此时法律的特色。宗教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地位，法律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法律为宗教的世俗活动开辟合法性的通道，宗教为法律制定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法典被看做是上帝的杰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人们把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法律上来时，不会生疏于“秩序”、“平等”、“博爱”等字眼。此阶段将法律神圣化。
3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把法律、利益、需求整合成共同体，公众对待法律的态度世俗化。由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是把人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以科学与理性为旗帜，反对迷信与愚昧。“以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就是宣布了权利本位思想在法律法学上的胜利。虽然这些运动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或者依附于宗教的先验理论，或者就是宗教思想自身的觉醒与反抗，但思想上的解放是人们眼光开阔，科学的普及使人们趋向理性。对待法律，虽然还有宗教情节，但已不是单纯迷信的时代，而是对自身权利认识的觉醒与维护，法律世俗化起来。
对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解读表明，法律信仰是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确立，其漫长的过程与法律发展及法治化实现并存，随着民众法律信仰的萌芽，司法公信力也渐趋形成。
四 司法公信与中国特色的冲突
在西方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司法公信作为进行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意义深远。然而连基本概念都是舶来品的中国法律，如何在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土壤里根植出以秩序、权利义务、平等、人权等为基本内容的司法公信，则是个还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公信所面临的冲突是东方伦理信仰与西方法理信仰在语境上的南辕北辙。伦理社会的基础是血缘，调整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是伦理道德，克制、服从、忍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人情化使法律无法参与平等主体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及上升到刑事的程度，法律才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进行事后惩罚性的修补。这样的法律文化很难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统治者也主张“德主刑辅”。在这种民族文化下进行法律的移植和司法公信的培养注定困难重重，既有理论逻辑上的证明误区，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
1理论逻辑的误区
目前中国法学界得出的就“司法公信”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建设法治，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只有提高司法公信，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即法律——司法公信——法治的逻辑链条。诚然，这种逻辑推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忽略了很多制约法治及建设法律信仰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概念的误解。
⑴司法公信中的“法”是指“自然法”还是“实体法”。
西方提出“法律信仰”，是基于“实体法”与“自然法”二分的前提，所指的法律信仰毋宁说是“法的信仰”。因为能达至信仰标准的是近乎道德完满的先验的“上帝之法”（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等），而非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具体以法条表述出来）。这也符合信仰的理想性神圣性特征——人们总是对某种尚未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激发信仰之心，如果已经达到或者没有可能达到，前者没有信仰的需要，后者没有信仰的动力。
中国没有“法”与“法律”二分的传统，现在所指的法律均为实在法。实在法没有先验性神圣性等自然法特征，也没有近乎道德高度的苛刻要求，它规定的权利义务会使公民（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主体）尊重遵守法律，但很难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培养让普通公众敬仰法律，提高司法公信力。当人们看着只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时，很难从心里产生任何的激动、神圣或者尊敬。
⑵“法律——司法公信”不是绝对的。
有了法律，未必就能催生出相对应的司法公信。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不简单的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司法公信，是信仰法律体现的价值，法律的价值（法的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目的价值，即法律追求的社会效益，二是内在价值，即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三是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代替法律本身直接提供行为人以信仰的可能。如果只有法律，而法律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或者法律运行时没有体现价值（前者是恶法，后者是徒法），都难以形成司法公信。
中国当下误解司法公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找到信仰之实质。以为司法公信仰的培养就是普法教育，于是进行法律规范的宣传。信仰之形成在于互动，如果没有法律人格的呼唤、法律精神的灌输、法律价值的倡导，怎么激发民众对法律美好的憧憬？又何谈对法律有尊敬和信服？
⑶忽视了司法公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谈到司法公信似乎生成一种误解，认为其主体“以法律为非人格的神而加以顶礼膜拜” ，有着近乎宗教的迷信，主体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信仰是一种义务性的无条件的迷信。其实在配置司法公信的过程中，主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体，客体由其本身的品质（法的价值）促使主体再认识，二者相互作用。主体不盲目，客体不绝对，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彼此选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法非法”的论断也说明了司法公信必须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塑造。法律的科学怀疑精神就是在承认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高性的前提下质疑法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质疑不科学不公正的制度，并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上述所言完成法律的“选择”。
⑷对民众进行超前要求，使司法公信的实现不切实际。
在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尽管要进行司法公信理念的培育，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在目前的中国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前文所述司法公信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面的激情。前者要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思维的训练，后者要有与法治精神不悖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教化，在目前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带来理论上的自说自话。
⑸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矫枉过正。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已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忽视了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法律只能沦为工具使用，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法律工具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们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到法律的作用。然而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法律的工具性被忽视，不强调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的作用，只强调它的价值和目的，让人误以为法律只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这样所塑造的法律信仰及司法公信力缺少现实基础，只是空中楼阁，试问哪个人会只因为法律的形而上而对法律充满尊敬信任的感情呢？只有通过其工具性的作用来切实保护人们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好处，进而有提高司法公信的可能。
2中国现实的条件制约
⑴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法律精神，司法公信没有文化基础。
内敛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求平稳而轻变革，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总要经过与传统价值体系背离的长期阵痛。当伦理型社会遭遇法理型制度的冲击，颠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时，其消化磨合不可避免。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德主刑辅”均是对市民社会形成的阻碍，而市民社会不仅是现代法律成熟的内在环境，还是现代法律信仰的发生机制。私权合法的市民社会，对利益的诉求再正当不过，商品经济繁荣，相应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也完备，个人权利不再有所依附和臣服，“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圣经”，法律是实现权利具体化的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专制集权大一统，个人权利依附于皇权、宗族、家庭，排斥现代法律精神，个人被扼杀在集体里。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给予否定，法律如一纸空文，何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⑵ 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提供尊敬法律的社会基础。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桂政发[2002]52号
各市（地）、县人民政府（行署），区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区扶贫项目管理，使扶贫项目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区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扶贫项目，内容划分为：按资金来源，有财政扶贫资金（含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下同）项目、以工代赈资金项目和扶贫贴息贷款项目。按项目内容，包括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种养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市场流通项目、劳动密集型项目、生态扶贫项目、科技扶贫项目、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电视、劳务输出等项目。
第三条 县级（含县级）以上扶贫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计划、财政、农业银行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扶贫项目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用扶贫资金（含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扶贫贴息贷款等）扶持的项目均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各县（市、区，以下统称为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必须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扶贫开发规划规定，分别制定本区域扶贫开发10年规划。规划应以县为基本单元，以贫困村为基础。通过规划建立扶贫开发规划项目库。
第六条 各地扶贫开发规划项目库设在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中，以工代赈项目库同时设在同级计委（计划局）。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即各地每年第四季度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扶贫项目库进行适当调整，但调整时必须按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扶贫规划原则、标准和程序办理。
第二章 项目计划的编报和审批
第七条 在实施新阶段扶贫开发项目规划、建立扶贫项目库的基础上，实行年度计划编报和审批制度。年度扶贫项目计划必须从扶贫项目库中选择。使用不同扶贫资金的项目，按不同的程序编报和审批。
第八条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每年的第四季度，向各市（地）或各县下达下一年度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分配指导性计划指标。如向市（地）下达的，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应在自治区规定的时间内，将本市（地）资金分配指导性计划指标下达到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第九条 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的年度计划，按下列程序编报和审批：
（一）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扶贫办）按本县分配到的资金指标从本县扶贫项目库中选出相应的项目，提出本县项目计划，经县财政局和有关业务部门共同讨论确定并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县扶贫办和财政局联合上报市（地）扶贫办和财政局。
（二）市（地）扶贫办和财政局及有关部门对各县项目计划进行审核并经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市（地）扶贫办、财政局联合下达执行，同时抄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自治区扶贫办）、财政厅审查备案。如自治区另有规定需上报审批的项目，由市（地）扶贫办、财政局联合上报自治区扶贫办、财政厅审批下达后执行。
第十条 以工代赈资金项目的年度计划，按下列程序编报和审批：
（一）县计划局将项目计划送县扶贫办、财政局会签并报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报市（地）计划局（计委）。
（二）市（地）计划局（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共同对各县项目计划进行审核会签并经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市（地）计划局（计委）报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计委）。
（三）由自治区计委提出年度计划草案，经自治区扶贫办、财政厅审核会签并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由自治区计委行文下达执行。
第十一条 扶贫贴息贷款年度计划编制和项目的审批：
（一）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下达的扶贫贴息贷款计划，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和《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对象、范围及用途，结合广西上年度扶贫贴息贷款计划实施情况和新年度可实施项目分布情况，提出扶贫贴息贷款年度计划，商自治区扶贫办并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认后，由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直接实施。扶贫贴息贷款年度计划下达到农业银行各二级分行（广西区分行营业部）实施，但不得切分割下达到县级支行。
（二）扶贫贴息贷款项目业主必须向农业银行经办行提出借款申请，向当地扶贫办提出列入扶贫贴息贷款项目计划的申请。农业银行负责按照贷款程序和权限审批扶贫贴息贷款；扶贫部门负责对扶贫贴息贷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扶贫贷款政策进行审查并确认扶贫项目是否列入扶贫贴息贷款项目计划，对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项目，由市（地）扶贫办审查确认，列入当地扶贫贴息贷款项目计划，超过1500万元（不含1500万元）由市（地）扶贫办行文报自治区扶贫办确认。农业银行应在与扶贫部门共同确定的扶贫贷款项目库范围内挑选项目。
（三）农业银行发放扶贫贴息贷款前，要征得当地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认可。对项目好、放贷快的市（地），如扶贫贴息贷款指标不足，可由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依据当地扶贫贴息贷款发放情况，提出扶贫贴息贷款年度计划的调剂意见，商自治区扶贫办后下达执行。
第十二条 以上各类扶贫项目年度计划，须经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统一由各级人民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负责审定签字。
第三章 项目资金的管理
第十三条 按上述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后的扶贫项目，使用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的，由财政门按规定拨付资金，如未按此要求办理手续的，财政部门不予拨付资金；使用扶贫贴息贷款的由农业银行按照信贷资金有偿原则，在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发放贷款。各县、乡、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项目计划和项目资金投向。对已经自治区或市（地）批准的项目计划，如需调整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后方可调整。
第十四条 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报帐制实施细则》，全面实行财政扶贫资金报帐制（含以工代赈资金），但必须提高报帐效率。各级扶贫、计划、财政部门要严格实行会计从业人员凭证上岗制度，未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人员不能上岗。
第十五条 各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在每年的第一季度组织人员对各县上一年度的扶贫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扶贫资金不到位或资金使用情况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应暂停下拨该县新一年度的扶贫资金，待该县在限期内落实到位和处理好存在问题后再下拨；如该县在限期内仍未将上年欠拨的扶贫资金落实到位和未处理好存在的问题，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有权将新年度计划安排给该县的扶贫资金调整到其他县使用，但调整时必须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如市（地）不按此规定执行的，由自治区调减该市（地）的扶贫资金。
第四章 项目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各类扶贫项目必须在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扶贫、计划、财政、农业银行及有关业务部门各负其责，互相配合，加强沟通协调。如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需协调一致的，报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决定。
第十七条 扶贫项目的实施，实行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年度各村的项目计划必须在本乡（镇）和村委会上墙公示10天以上。各县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项目计划应当在市（地）或县报刊上公示，以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八条 扶贫项目的组织实施实行分级负责制度，从自治区到市（地）、县，一级对一级负责，并实行目标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为主要责任人。
第十九条 贫困地区的群众应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工投料，参与扶贫项目的建设。
第二十条 扶贫项目的技术指标、施工等，应遵守有关规定和建设程序。各地要认真做好项目的勘测、设计。需招标的项目，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并实行项目建设质量终身负责制。
第二十一条 各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初按上年度本县分配到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总量的3%至5%的比例，从县本级财政中安排扶贫项目管理费，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使用。各市（地）也应每年从本级财政中安排相应的扶贫项目管理费，由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中央和自治区安排的扶贫项目建设资金中提取项目管理费。
第五章 项目监测和竣工验收
第二十二条 所有扶贫项目必须登记造册和编制项目计划表，落实到村到户。各市（地）、县扶贫办要尽快完善计算机管理体系，提高扶贫项目管理的自动化和科学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所需设备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在本级财政中安排解决。各类项目都必须认真做好统计上报工作，对不按时上报项目进度的市（地）、县、乡，上一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视情况扣减该市（地）、县、乡下一年的资金数额。
第二十三条 加强对项目运行的监督，各级扶贫办要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项目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视情况进行通报，同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扶贫办。
第二十四条 对各年度的扶贫项目，竣工后原则上先由各县扶贫工发领导小组自行组织验收并上报市（地），再由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验收，市（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验收前10天应将验收安排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视情况派人参加市（地）对各县的验收或另行组织人力，对地市进行抽查验收。所有验收都必须有验收报告，并报上一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一式10份）。
第六章 违规处罚
第二十五条 凡挤占挪用和贪污扶贫项目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党纪、政纪和法律规定严肃处理，并由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直接停减有关市（地）、县的扶贫资金。
第二十六条 凡未在自治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计划任务的市（地）、县，由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按该项目补助扶贫资金总额的1：1比例扣减有关市（地）、县下一年度的扶贫资金。
第二十七条 凡在项目申报审批、组织实施、统计上报和检查验收时弄虚作假的，除由有关部门按党纪、政纪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罚外，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也将视情节扣减有关市（地）、县下一年度的扶贫资金。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