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定位思考
----兼谈忠实义务
张向阳
论文提要：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一道德教义从此被法律加以确认，立法者这一举措，无疑将会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包二奶”、“家庭暴力”、“配偶权”展开讨论，着重阐述了在这些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上，法律是如何看待并调整的。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婚姻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到国家公权、社会组织对家庭暴力的介入,反映了法律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批判态度和对高品质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健康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恣意、肆意地横加干涉。由此导出，法律对带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种情感世界的行为的介入必须有一个“度”，必须讲究立法技巧，法律与道德必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以便携手并进，优势互补。但勿容讳言，大力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大搞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根本的选择。全文共5000字。
作者简介：
张向阳，男，1964年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法官。
一九九五年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婚姻法以来，围绕大改还是小改，前进还是倒退，争论十分激烈，特别是婚姻法是否应规定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配偶权），是一个贯穿婚姻法修改全过程的争论焦点。立法机关最后采纳了肯定意见，将这一伦理道德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这两个禁止是在原先四个禁止基础上增设的。对这些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解决“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的态度和决心。但婚姻法对同居义务未予明确。对同样是违背忠实义务，侵犯配偶权等其他行为未作规定。
关于“包二奶”问题
“ 包二奶”是典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现象的表现，在整个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争论各方观点各异，媒体也炒作的很厉害，甚至要追究“包二奶”者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婚姻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只对重婚的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重婚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国家登记机关婚姻登记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故代表国家公权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包二奶”违背的是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是情感性质的问题，社会危害性较小，如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只能在民事范围内解决，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相对方不知情或默认，则根本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婚姻事实上可以推定为特定男女当事人之间存在一项合约，互相忠实则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的义务，违背这两个特定“私人”之间约定的义务，应通过民事责任解决，而不是动用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事责任来解决。这体现了立法者的理性态度。
“包二奶”指的是时间较长，相对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在经济上女方对男方具有依附性。如以“夫妻名义”同居，则为事实重婚，性质又有不同。“包二奶”导致的法律后果有两个：一个是由此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46条），过错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由此可以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32条），经调解和好无效后，应准予离婚。但对提出离婚请求的条件不加任何限制，不管有无过错，双方都可以提出，不以限制有过错一方提出离婚作为对其惩罚措施。因为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维持这种全无爱情的婚姻也是不现实的，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法律对其不应干涉，否则离婚自由就是一句空话，与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自相矛盾。法律的着重点应放在公平正义以及双方利益平衡上，即如何对受害方加以救济，而不是对负心人施以重典，这不符合“权利本位”潮流。也许对情感世界的行为由道德来调整更具实效。法律对“包二奶”的批判态度是通过赋予无过错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实现的，这体现了立法者的务实态度。
关于“性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样也是媒体炒作的对象，尤其是性暴力问题，有观点甚至建议增设婚内强奸罪以惩处此类行为。家庭暴力不光是指对肉体的摧残，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当然对家庭暴力的范围不应扩大化。偶然的,一般的吵打,既不影响感情,又未造成后果,频率很小的矛盾冲突，不属家庭暴力范围。立法者考虑到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充分运用了婚姻法是民事基本法、是私法的特点，借助民事法律手段调整此类问题。婚姻法第32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赋予受害人提出离婚的一项权利；第46条将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从经济上安抚受害者；第43条第45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者应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即依伤害程度不同，分别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由于虐待罪和伤害罪乃至赌博、吸毒犯罪的主体涵盖了婚姻关系当事人，因此，婚姻法只强调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够什么标准就追究什么责任，不再新设处罚和罪名。第43条还规定了村委会、居委会对家庭暴力的民间调解和公安机关的处政处罚，明确了行政管理机关的介入权。这是婚姻立法的一个创举。
应当看到，针对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包二奶”亦此。最大的障碍是举证问题。首先，家庭暴力的致伤部位往往较为隐蔽，致伤程度轻微，容易恢复，无须住院治疗。这样时过境迁，很难再能留下有价值的证据材料。而人证往往因有亲属关系，其证明力又大打折扣。如采取不正当手段偷拍偷录，即使条件允许但又涉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且这种证据效力又该如何认定？而非此，无过错方很难举证证明对方存在过错，获取赔偿的规定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对此类证据的采集方式和证明程序和证明程度（内容）作出规定或司法解释，既保护无过错方要求赔偿的权利，又保护相对方包括无过错方的隐私权，同时也不损坏公序良俗。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很多受害人要么出于“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不愿意报案，尤其是对性方面的暴力有难言之隐，不愿意鉴定伤情；要么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懂法，权利意识和证据意识都不强，当时没有提取并固定证据。另外，仍有很多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和未来婚姻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对过错方仍抱有幻想，等待着人家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而一个有诚意准备把小日子过下去的人是不会怀有贰心，事先就为离婚作这样那样的准备工作。实在被逼无路时，痛下决心摊牌，而对方此时已早有戒心，取证难度更大。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理亦此。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的暴力，光靠几条法律条文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治本之策仍然是依靠道德的力量，依靠行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于“配偶权”问题
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包二奶”违背了该项义务，即侵犯了配偶权，法律对此已设定了救济措施。但修改后的婚姻法未对“同居义务”加以明确，当一方因婚处不轨行为违反了忠实义务时，同样也是对配偶权的侵犯，此时则无任何救济措施。这似乎会引起权利的失衡，而法律在此却嘎然止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根据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尝试通过间接保护方式，只要确认其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格利益，就构成侵权，判赔一定的精神损失费给无过错方。
诚然，法律是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不仅可以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且可以评价、指引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舆论力量和个人自觉来纠正其不良行为，这就使道德担当了法所无法替代的任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中带有情感性质的一种特殊关系。感情作为人的内心感受，是可变的，具有不确定性，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法律也不可能穷尽大众日常私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无法动用公共资源监督每个人二十四小时内是否有不规定不行，何况这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是一种倒退。就连妻子对自己的丈夫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轨不行，主要靠道德谴责和鞭挞来逐步消除，靠每个人提高自己的道德文化素质，自觉抵御各种诱惑。
法律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最低限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婚姻家庭这种具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领域，对其调整不仅需要法律手段，更需要行政和道德手段，法律调整过多或过深，只会降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执行也会失去相应的精神条件。如果把夫妻忠实义务法律化、看作国家公权对高品质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包办”，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新修改的婚姻法是婚姻立法的一次飞跃，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契合点
法律与道德是上层建筑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法律只调整与人们利益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社会关系；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许多不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等只能由道德调整。但是这个范围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生变化，原本属于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只由道德来调整；原来属于由道德调整的问题，可能转化为要由法律来加以调整。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进的大变革和转轨期，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新的社会关系不断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婚姻家庭的认识和观念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是伦理关系，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受法律调整是理所当然的。法律和道德在这里发生了交叉和融合。任何一部法律只能根据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准作出现实而明确的价值取舍，如超越这个水准，管得过宽过深，则会导致对法律的抵触和规避，这种脱离生活的法律是没有人文基础的，何谈社会效果。要知道，深深扎根于特定社群里面的习惯性行为准则实实在在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它无处不在，其规范密度比法律要大得多。往往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说合、基层组织的调停和社区舆论的评价的效果更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这次所修改的婚姻法对“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大趋势，作出禁止性规定和此类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规定，而并没有后来设想或者担心的严历，并初步将忠实义务法定化，而并没有“急功近利”包揽一切，这决不是对此类行为的纵容或默许。这实际上表明了国家公权对此类行为的批判态度，隐含和体现了一种道德精神，作为一种导向，提倡的是以忠贞专一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道德。此外，将此类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规范，还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弘扬道德精神，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起到双重的保障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助于树立规则的权威性。
靠法律的手段维护爱情的专一和稳定，并不是婚姻立法的本意，对此类关系的调整，应当由伦理道德来唱主角，至少目前是这样，法律暂不宜轻率干预。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婚姻立法中的公平救济，尽量将种种不忠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特别是对子女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点。婚姻能否完美，能否地久天长，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文化素质及其道德品质。因此，关键的关键是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是以德治国。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法律和伦理道德结合的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即法律和道德所要寻求的契合点，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并进，优势互补，确需经过长期的探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2001年1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1年3月30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加强对外派单位、实施单位和中介服务企业的管理，保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对外劳务合作，是指外派单位与国(境)外有关机构、团体、企业、个人(以下简称外方)签订劳务合作合同，向国(境)外派遣—一各类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外派劳务人员，是指由外派单位组织的，在国(境)外为外方提供劳务的个人，包括已派出及已经招收而尚未派出的个人和具有劳务性质的研修人员。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外派单位，是指经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企业。
实施单位是指主要选派本单位职工承接外派单位全部或部分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实施任务的企事业单位。
中介服务企业是指受外派单位委托，为外派单位招收外派劳务人员，提供中介服务的企业。
第五条 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是自治州对外劳务合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外劳务合作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州外事、公安、劳动、工商、物价等部门，应本着促进自治州对外劳务合作发展的原则，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协助主管部门做好对外劳务合作工作。
第六条 外派单位在国(境)外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应当接受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及有关机构和有关对外劳务合作机构的指导、协调和管理，配合使领馆解决外派人员在国外发生的劳务问题。
第七条 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符合我国外交及对外经济贸易的政策，并参照国际惯例；
(二)遵守劳务输入国和地区的有关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三)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守约保质、促进发展；
(四)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办事，遵守商业道德。
第八条 凡在自治州境内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均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经营资格
第九条 申请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经营权的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所必需的场所、资金、技术和专业人员等经营条件；
(三)注册资金不得低于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四)具有一定的业务渠道；
(五)守法经营；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企业，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须经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上级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外派单位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范围：
(一)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
(二)报批对外劳务合作项目：
(三)招收外派劳务人员；
(四)与实施单位、中介服务企业或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合同；
(五)组织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境)前培训；
(六)办理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境)手续；
(七)对外派劳务人员在国(境)外工作期间进行管理；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其他事宜。
第十二条 实施单位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承接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相适应的人员；
(三)守法经营；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实施单位承接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应当与外派单位签订项目实施合同，并报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实施单位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范围：
(一)根据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需要，选派本单位的外派劳务人员；
(二)与外派单位和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合同；
(三)协助外派单位组织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境)前培训；
(四)受外派单位的委托办理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境)手续；
(五)负责管理外派劳务人员；
(六)与外派单位约定的其他事宜。
第十五条 申请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中介服务的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所必需的场所和专业人员等经营条件；
(三)注册资金或实有资产不得少于100万元人民币；
(四)守法经营；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企业，须持法人执照、外派单位与外方签订的对外劳务合作合同，外派单位与中介服务企业签订的委托合同等有效法律文书及有关资料，经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方可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
中介服务企业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实行一个项目一报批制度。
第十七条 中介服务企业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范围：
(一)受外派单位委托，招收外派劳务人员；
(二)协助外派单位组织外派劳务人员进行出国(境)前培训：
(三)办理外派单位委托的其它事宜。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国(境)外投资方派遣具有劳务性质的研修人员，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 鼓励公民珐人和其它组织提供对外劳务合作信息，接受信息方应当按约定支付报酬。
第三章 外派程序与方法
第二十条 外派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
(二)签订项目实施合同或委托合同；
(三)招收外派劳务人员；
(四)外派劳务人员资格审查；
(五)签订外派劳动合同；
(六)培训教育；
(七)申办出国(境)任务批件；
(八)申领护照。
第二十一条 外派单位与外方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必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以书面形式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合同必须符合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对外劳务合作合同主要条款内容的规定。
外派单位与外方签订合同时，应当对外方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外派单位与实施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约定，签订项目实施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
外派单位与中介服务企业签订的委托合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代理事项和授权范围。
第二十三条 外派单位根据批准的对外劳务合作合同，按以下方式选择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外派劳动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
(一)外派单位直接招收外派劳务人员的，由外派单位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外派劳动合同；
(二)实施单位选择外派劳务人员的，由实施单位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外派劳动合同；
(三)外派单位委托中介服务企业招收外派劳务人员的，由外派单位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外派劳动合同。
第二十四条 外派单位或实施单位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外派劳务人员逐人签订外派劳动合同。
劳务合同必须对外派劳务人员工作的地点、时间、条件、工种、工资待遇、保险、劳动保护、劳动争议处理、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合同有效期限和变通或解除合同的条件等作出明确的要约。
外派劳动合同须经州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鉴证。
第二十五条 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境)审查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外派单位或外派单位委托中介服务企业招收的外派劳务人员，城镇户口的由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街道办事处负责政审；农村户口的由村民委员会和乡镇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初审；
(二)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外派劳务人员，可由外派时的经常居住地负责初审；
(三)实施单位选择的外派劳务人员由实施单位负责初审。
(四)原属于在职职工的，应出具与原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五)外派劳务人员的初审材料交外派单位复审，由外派单位出具外派劳务人员审查批件。
第二十六条 外派单位招收自治州内的外派劳务人员，必须按规定在自治州内接受出国(境)前培训。
第二十七条 外派单位应当持有关材料，按照规定程序，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出国(境)任务批件。
第二十八条 外派单位应当持出国(境)任务批件和外派劳务人员审查批件等材料，向外事或公安部门申办护照．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九条 外派单位和实施单位收取外派劳务人员的服务费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受外派单位委托，开展外派业务的中介服务企业，须经工商部门批准，领取经营许可证，物价部门核定中介服务费标准，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后，方可收取服务费。
第三十一条 在未办结出国(境)手续前，外派单位或实施单位可以收取护照费、签证费、体检费、培训费、差旅费等出国(境)费用；办结后，按实际发生的数额结算。
第三十二条 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交纳规定的费用后，外派单位1年内未将外派劳务人员派到国(境)外约定的工作岗位，根据外派劳务人员的要求，外派单位应将所收取的费用2个月内全部退还给外派劳务人员，并按照国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外派单位取得外派劳务人员输入国(境)入境手续后，由于外派劳务人员的原因不能派出的，外派单位可以不返还已经支出，并实际已发生的出国(境)费用。
第三十三条 外派劳务人员办理保证人保证、财产抵押不足额的，外派单位或实施单位可以要求外派劳务人员用质押补足。
外派劳务人员未办理保证人保证、财产抵押手续的，外派单位或实施单位可以要求外派劳务人员以存款单质押，质押数额不得超过财产抵押数额的80％。
外派单位或实施单位不得以外派劳务人员抵押物或质押存款单再担保。
第三十四条 外派单位、实施单位和中介服务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审核经营资格和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对合同履行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有关单位妥善处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外事、公安、劳动、工商、物价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处理对外劳务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依法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十七条 外派单位、实施单位、中介服务企业要加强自身政治和业务建设，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对外劳务合作的名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不得向国（境）外派遣未成年人；不得向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业、色情场所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不许涉足的行业派遣外派劳务人员。
第三十九条 外派单位和实施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外派劳务人员在国(境)外工作期间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四十条 发布招收外派劳务人员广告，应当经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外的外派单位在我州招收外派劳务人员和办理外派劳务人员的出国(境)手续，须经自治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四十二条 外派单位对在同一处工作的外派劳务人员达50名以上的，应派专人管理，不足50名的，可选择素质好、事业心强的外派劳务人员兼职管理。
第四十三条 对外劳务合作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举报的对外劳务合作中的违法行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不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条件的单位及个人，非法招收外派劳务人员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外派单位擅自招收外派劳务人员的，给予警告或暂停其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对外派劳务人员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建议批准机关取消其经营资格。
第四十六条 中介服务企业未经批准招收外派劳务人员的，按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提前收费或不按规定收费的，责令其退还所收取的费用；给外派劳务人员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
第四十八条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对外劳务合作有关批件的，暂停其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情节严重的，取消或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取消经营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外，外派单位并应当承担人员接回国(境)内的责任和费用。
第五十条 未经批准擅自发布招收外派劳务人员广告的，由广告批准部门责令其停止发布，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十一条 外派劳务人员及其管理人员在国(境)外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外事纪律，应当追究其责任，必要时遣送回国，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外派单位、实施单位或外派劳务人员不履行外派劳动合同义务，或履行外派劳动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由于外派单位对外方的资信情况调查不清，给外派劳务人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同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对在国(境)外擅自脱岗的外派劳务人员，除应当承担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任外，5年内不得再次派出。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外经贸、外事、公安、劳动、工商、物价等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州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珲春市对外劳务合作中的审批、审核工作，由珲春市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十六条 对外承包工程和工程咨询业务的外派劳务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