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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诈骗罪行为方式探究

肖 斐


[摘要]：票据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中的一种，是票据活动的负面产物。票据诈骗罪发案率高，牵连案件多，形式复杂。作者通过全面、系统的介绍票据诈骗罪的概念及五种行为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对实务及司法实践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票据诈骗概念 行为方式 司法实践



（一）票据诈骗罪的概念
关于票据诈骗罪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票据诈骗罪是指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金融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也有的认为，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还有的认为，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价值基础不真实之违法票据伪为给付，骗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非法所得达到较大以上数额的行为。上述这三种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票据诈骗罪的内涵，但均有不足之处。第一种定义揭示了票据诈骗犯罪作为诈骗罪的一种客观特征，但“利用金融票据骗取财物”的提法过于笼统；第二种虽揭示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票据诈骗的主观特征，但是“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的提法不但笼统，且属循环定义。第三种提法从外延和内涵上都对票据诈骗罪作了详尽的描述，似乎很好。但是笔者认为，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旨在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其内涵、外延，使人一目了然。“利用价值基础不真实之违法票据伪为给付”，这一提法过于模糊，使人不能从直观上了解票据诈骗罪的具体行为。据此，笔者综合学者们见解之精华，概括出如下定义：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明知是伪造、变造、作废或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或者签发空头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捏造其他虚假票据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 数额较大的行为。
上述概念包含以下几层含义：①票据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②行为人明知并使用了非法或不合规定的票据；③行为人利用这些票据进行骗取财物的活动；④票据诈骗骗取的对象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财产性利益；⑤票据诈骗犯罪乃数额犯，其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是较大以上。
（二）票据诈骗罪行为方式及相关问题分析
1、 本罪客体
关于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理论上通常认为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票据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权。笔者认为，将“制度”改为“秩序”更为贴切。票据管理秩序是指国家通过依法管理而形成的保证票据安全、高效流通的有条不紊的状态。对票据管理秩序的侵害，可以从票据实质关系和票据当事人财产利益反映出来。
从票据所体现的实质关系来看，票据诈骗行为侵害了票据信用关系，影响到票据权利的真实性，造成财产的非法流转。票据是信用工具，是一定社会信用的体现。由于现金支付结算方式的风险性及不方便性，产生了具有汇兑功能的票据，并逐步形成票据的支付、融资功能等。票据功能的基础是票据当事人之间的信用，只有当事人依票据记载的文义履行义务，以纸为形式的票据最终转化为货币，从而保证以票据为结算工具的交易关系还原为现金交易关系。票据诈骗的行为人以隐瞒票据权利的真实情况为手段参与票据信用关系，必然对票据信用关系构成破坏。参与破坏票据信用关系的实质，就是破坏票据管理秩序。
票据关系的核心是票据权利，票据诈骗行为通过对票据权利真实性的改变及非法行使，必然会造成合法财产权利的损失。票据诈骗罪通过对票据信用关系的破坏，改变了票据权利的真实情况，通过行使票据而直接占有他人的合法财产性利益，票据诈骗罪通常侵犯公私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不仅包括财物，也应该包括一定的财产性利益，比如劳务或服务。例如某人到宾馆骗取食宿后用空头支票结账。因为在票据诈骗罪中，以票据为犯罪工具会破坏票据管理秩序，为有效打击票据诈骗罪，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应当将劳务和服务作为本罪的对象，行为人以骗取他人劳务、服务为目的可以构成本罪。这是因为：首先，以票据作为劳务费、服务费的支付手段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其次，以票据交付劳务费、服务费的广泛存在，决定了以票据骗取劳务、服务对票据信用关系的损害的严重性。





2、本罪客观方面
票据诈骗罪客观方面表现为：⑴ 行为人具有票据欺骗行为；⑵ 他人受行为人欺骗对票据价值基础之真实性发生了错误认识；⑶ 他人基于该认识错误而同意接受行为人以价值基础不真实之“票据”支付对价；⑷ 行为人交付票据并获得他人数额较大以上财物或其它财产性利益。根据新《刑法》第194条第1款的规定，票据诈骗行为有以下5种：
（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票据而使用
① 使用伪造的票据，是指将伪造的票据作为真实有效的票据进行交付或转让，以骗取他人财产或侵害他人经济利益的行为。它是一种权利不存在或已经灭失的票据。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使用伪造的票据，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伪造”的含义。票据法中的票据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在票据上为一定的票据行为。根据具体票据行为的不同，可将伪造的票据分为非法印制的票据和非法填制的票据。由于本罪行为重点在于使用，所以作为票据诈骗的工具应该是已经完成非法填制行为的票据。因为只有实施了内容伪造的票据，才有使用的可能性。非法印制的票据，真实空白的票据或者他人未经背书、未经承兑的票据，如果尚未实施非法填制行为，亦即没有进行内容伪造，一般不属于本罪范畴。使用非法填制的票据包括：出票伪造、背书伪造、承兑伪造和保证伪造等。使用出票伪造的票据，是指在票据签发阶段伪造的票据，一般是在票据正面以出票人的名义填写。使用背书伪造的票据，是指在票据背书阶段伪造的票据，一般是在票据背面以背书人的名义非法填写。行为人一般将背书伪造的票据作为债权凭证，骗取他人票据上的财产。如：行为人非正当途径获得他人票据以后，非法背书转让给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然后到银行去兑付。在司法实践中，使用出票伪造的票据比较多见，使用背书伪造的票据比较少见，承兑伪造和保证伪造则就更加少见。
第二，关于私自偷盖他人印章的行为是否属于伪造？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偷盖的印章是真实的印章，对这种行为应以冒用他人票据论处。笔者认为，虽然行为人私盖乃是他人真实的印章，但票据并非由他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该票据依照《票据法》应属伪造票据。他人依法不负票据责任，具体法律后果应按伪造的票据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仍然属于假冒他人名义伪为票据行为，而非冒用他人票据。
② 使用变造的票据，是指将变造的票据作为有效的票据使用，以牟取他人票据上的非法财产利益的行为。它是一种权利真实情况与票面记载不一致的票据。例如，河北省某一外贸公司与一澳门客商携金额为200万美元的汇票到某地中国银行要求解付，经该银行认真审核，发现澳门客商所提供的汇票金额大小写处有涂改过的痕迹，后经有关部门查询，证明此汇票系澳门中国银行开出，但实际金额仅为200美元，系持票人非法变造了汇票金额。行为人使用变造的票据同使用伪造的票据，在主观上都是以明知为前提，但是在客观上有所不同。
第一，“变造”的含义。变造的票据，是指无权而擅自变更票据文义即变更签章以外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一般来讲，非法改变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或保证人的签名、印章属于伪造的票据。票据的文义是指票据上签章以外的具体设定票据权利的各种事项，如付款人、收款人名称、金额、付款地、日期等。对于类似这方面的非法改变，属于票据的变造。一般来讲，诈骗分子是通过改变票据记载金额的方法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当然，特殊情况下通过变更票据金额以外的其它事项，也能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变造票据的基本手法，通常是在真实的票据上或者以真实的票据为基本材料，通过剪切、挖补、涂改、覆盖、修描等手段改变票据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使用的变造的票据是已经完成非法更改的真实的票据，尚未完成非法更改行为的票据和更改内容涉及签名、印章的票据不属于变造的票据。例如，某人窃取他人票据，将他人在票据上的签名和印章涂改为自己的签名和印章，则不构成变造票据，而是伪造票据。
③ 构成票据的伪造与变造，首先，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以行使为目的。如果不是以行使为目的而实施上述行为，则不属于票据伪造、变造。如行为人制作、变造票据供教学之用。其次，必须“明知”是伪造、变造的票据而使用的，才构成犯罪。所谓明知就是明确知道，要求行为人对自己使用的票据被伪造、变造的事实具有确定性认识。
④ 关于票据诈骗罪的“使用”，我国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使用是指行为人以伪造的、变造的金融票据冒充真实票据，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也有的认为：“使用是指票据使用人明知持有的票据是伪造、变造的，仍将其继续转让，或者持未承兑汇票为承兑提示，或者持无须承兑的商业汇票为付款提示。”上述两种观点都强调使用非法票据是诈骗行为，但欠缺的是：前者没有从票据使用的角度说明非法使用的特点，后者涉及票据但是语焉不详。笔者认为票据诈骗罪的使用指：“非票据权利人冒充票据权利人持有貌似合法的票据，进行出示、交付、兑现或者转让权利人的票据，非法获取他人票据上财产或者利益的诈骗行为。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首先要求行为人有实际交付票据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实际的票据交付行为，即使骗取了财物，甚至“利用”了伪造、变造的票据，也不构成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第二，这里的“使用”应该是票据法上的使用，它应包括出示、交付、兑现或转让。即：将伪造或变造的票据交付给他人；以伪造或变造的票据前往银行兑现；将伪造、变造的票据转让给他人；将伪造或变造的票据作为债权凭证。最常见的手法是把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支付手段，在与他人经济交往中交付给对方，换取对方的金钱或财物。如购买他人货物。第三，这里的“使用”，应当是以骗取他人的交易对价为目的。无论行为人如何“使用”，其实质就是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误将伪造、变造的票据当作真实的票据而与行为人进行交易，以骗取他人的交易对价。因此，将伪造、变造的票据赠与他人不构成票据诈骗。
（2） 明知是作废的票据而使用
使用作废的票据，是指将作废的票据作为有效的票据进行使用，以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这一行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如何认定作废的票据？对何谓作废的票据，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是指付款请求权已经实现，自始无效或被法院宣告无效的票据。”但是，“作废票据当然不包括过期票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作废票据，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不能使用的票据。这里作废一词是广义理解的，它既包括票据法上所说的过期票据，也包括无效的以及被依法宣布作废的票据。”上述两种观点，前者采用狭义概念，后者采用广义概念，争议在于作废票据是否包括过期票据。
笔者认为，作废票据指因票据法或者其他规定，而不能使用的票据。包括三种类型：
① 自始无效的票据：
自始无效的票据就是指被票据法上规定为无效的票据，包括因欠缺票据法规定的必要记载事项而无效；因为票据金额填写不合法如大小写不一致而无效；因为票据更改法律规定而无效；因为出票人做成票据但未交付而无效。所有这些无效票据，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不得主张票据权利，所以属于作废的票据。
② 失效的票据：
失效的票据包括因票据债务人履行票据义务而失效的票据和因票据时效届满而失效的票据。票据是交回证券，持票人向票据义务人主张票据权利必须出示票据，票据义务人履行票据义务后，持票人应将票据交付给义务人，该票据因义务人的履行义务行为而失效。关于过期票据，《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这是指过期票据仍然可以享有民事权利，而不是仍然可以享有票据权利。但是某项票据权利的丧失并不必然的意味着票据的失效，只有在票据上所有权利因时效届满而失效，持票人依法不可能主张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该票据才为因失效而作废的票据。企图通过票据行为主张票据权利，以非法获得票据上的利益，其违法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笔者认为，使用失效的票据包括过期票据也是一种票据诈骗行为。
③ 依法被有权机关宣布作废的票据：
这主要指由人民法院依照公示催告程序判决除权的票据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更换票据版本的规定而宣布作废的票据。票据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统一格式、联次、颜色、规格，并且由其宣布更换。被更换的票据则是作废票据，填写无效。
此外，使用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明知”自己使用的是作废票据，而仍然故意使用，骗取他人财物。关于“明知是作废的票据而使用”的行为人，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是该作废票据的所有人。因此，很容易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票据已经作废。在此说明的是，“明知是作废的票据而使用”中的“使用”，与“明知是伪造、变造的票据而使用”中的“使用”的特征基本相同，在此不赘。
（3） 冒用他人票据的
冒用他人票据，是指非票据权利人假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的名义行使票据权利，骗取其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例如：被告人黄某一天在路上拾到一尼龙兜，发现兜内有一张该市一玩具厂的空白转帐支票，印鉴齐备。黄某顿生歹念。第二天黄某冒充该玩具厂的工作人员，使用这张转帐支票，在商店购买了价值6000元的彩电，事后案发。黄某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
认定冒用他人票据行为，应该注意：
① 如何理解“他人票据”。在本罪中，行为人使用的票据通常情况下是票据权利人真实有效的票据。首先，被冒用的被害人是票据权利人或者是票据出票人，或者是合法持票人。非票据权利人不是被冒用的对象。其次，冒用的票据一般是真实有效的票据。至于虚假的票据、作废的票据在有些情况下是否也可以成为冒用对象，比如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多数学者认为，冒用他人票据中被冒用的票据本身应是一种直接有效的票据。笔者认为这有不妥之处，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冒用的票据是他人的合法有效的票据，但是不能排除在个别情况下冒用他人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比如冒用人通过盗窃、抢劫、抢夺等非法途径持有他人票据后又冒用的，并不一定知道自己冒用的他人票据的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认定冒用他人票据中被冒用的票据必须是合法有效的票据，则行为人不知自己持有的他人票据为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因此其行为不能认定为“明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而使用”，也不能认定为冒用他人票据，那只能得出行为人不构成票据诈骗罪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妥的。
至于票据的来源不影响定罪，而是作为认定行为人罪过的依据之一。
有的学者认为，冒充票据权利人的代理人行使票据权利是冒用他人票据的另一种方式。冒充票据权利人的代理人，一般需要行为人采取积极的虚构事实的手段，比如编造谎言进行诈骗或者伪造授权委托书、代理协议等。但是，在行为人提示票据后，交易对方误认为行为人为票据权利人的代理人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可能不需任何积极行为或表示即可达到诈骗目的，这种隐瞒身份行使票据权利的行为，同样构成冒用他人票据的票据诈骗。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在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其中第275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该条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式确立。但从法条的内容看，仅对该制度适用对象、法律效力及适用例外作原则性规定，由此引发其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适用主体

修改后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没有明确规定，建议通过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其适用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二是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有关组织或单位。三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个人。

笔者认为，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是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

■适用程序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程序也未作规定。结合各地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该制度的适用应当包括以下程序:(1)法院在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案件作出判决时，制作相应犯罪记录封存相关法律文书，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2)法院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达判决书的同时送达《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并将其送达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3)有关机关和单位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根据档案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密封保存;有关个人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对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诉讼文件及相关材料保密。(4)经过上述程序后，如果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未履行犯罪记录封存职责，未依法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适用范围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那么，被相对不起诉以及未成年人不起诉记录，是否也应当封存?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也应当封存，因为被相对不起诉人与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罪犯相比，罪责相当甚至更轻，从其可塑性及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看，其不起诉记录应当封存。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被不起诉人通常被当做有罪之人看待，其记录如果不封存将会对其日后再社会化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被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法律冲突的解决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法律评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刑事法律上的评价;二是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就前者而言，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但是对于后者，相关民事、行政法律仍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例如，根据我国检察官法第11条、法官法第10条、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检察官、法官、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申请人受过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其他诸如会计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也都有相关从业限制的规定。如何协调及解决这些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应当正视的问题，这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加以推动与解决。


(作者单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本文摘自《第十届全国检察长论坛·杭州会议论文汇编》)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