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婚姻权论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罪犯（这里专指监禁刑罪犯）的婚姻权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尘封的权利，也曾经是一个被刑罚理论界关于其有无长期争论不休的权利。虽然2004年5月19日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宣告了罪犯是婚姻权的有权主体——罪犯可以结婚，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本身规格不高，且其中关于罪犯婚姻权的问题述说过简，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如何看待罪犯婚姻权的既往规定？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罪犯婚姻实然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这些问题急待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剪陋、试作管窥。
一、罪犯婚姻权的历史检索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近代以前，由于刑罚追求报复性正义，国家通过对等的报复性行刑衡平侵害对受害的损益，罪犯只是供刑罚报复的对象，没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更不用说婚姻权。近代以降，在霍华德等人倡导下，发端于英国的监狱改良，使罪犯获得了最起码的人道待遇；而近代教育刑的崛起，推动了罪犯权利范围的扩张，出于改造罪犯的需要，许多监狱把能还给罪犯的权利尽量还给罪犯，这就使罪犯婚姻权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尊重与保障罪犯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刑罚的基本理念，各种新的人道的刑罚与处遇举措纷纷出台，围绕婚姻权而实施的若干积极举措如准假罪犯回家探亲、附条件的与配偶同居等制度，使婚姻权的实质内容在行刑活动中得到体现。
受人类刑罚文明的影响，新中国以来的我国刑罚，即使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解放初期，国家对罪犯的合法权益，在处置上也还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待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改造方面，更是非常关爱罪犯权益，彰显人道主义刑罚内涵。虽然此时的权利保障中并未涉及罪犯的婚姻权问题，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我国后来健全法制的发展时期，罪犯婚姻权仍一直是没有被法律法规明文剥夺过。
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中，国家对个体婚姻权始终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2003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家对个体婚姻登记只有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没有个体身份的限制。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部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法通则》、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在这些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法中，只有对公民的合法婚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原则规定，从没有对罪犯婚姻权提及“剥夺”二字。
综上所述，罪犯婚姻权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未丧失”地步。
当然，建国以来，由于传统法文化的长期封建积淀，对西方法文化的极左态度，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法律虚无年代，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的法制理念不被认同，加之对罪犯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的法律束缚，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婚姻权方面罪犯是无权主体。一些与宪法和基本法并不和谐且效力低位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更是对对罪犯的结婚作了否定性规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等文件规定：“对于因病保外就医的罪犯，考虑到病愈后还要收监执行的情况，因此，他们的恋爱与结婚以不允许为宜……”。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期间，不准结婚。”不可否认，这些文件规定正是罪犯没有婚姻权认识的理论根源。
但略显矛盾的是，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又规定“过去法院判处监外执行的罪犯，他们的恋爱与结婚问题可以允许，由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即可。”“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和假释的罪犯，在缓刑或假释期间，他们的恋爱问题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条件，是可以允许的。”
很显然，简单地讨论罪犯有无婚姻权是说不清的，即使在1963年的法律语境下，罪犯是否可以结婚，也要有所区别，有些罪犯不许恋爱和结婚，但有些罪犯可以恋爱和结婚。客观地讲，1963年的这个文件规定对罪犯的恋爱与结婚有所区别并不够科学。为什么法院判处的监外执行就能恋爱和结婚，这些监外执行的罪犯中的大多数同样是要在监外执行期限结束后收监服刑。也须承认，文件的这一内容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没有去顾及它的矛盾，思想上坚持的就是罪犯没有婚姻权。
1994年《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法条解读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学者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冯建仓、陈志海主编《中国监狱若干重点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自1994年之后，本着改造人的宗旨，为着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同上）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在笔者调研的某省监狱的“亲情楼”前，看见前来与罪犯团聚的妻子脸上羞涩的笑容和年幼的孩子脸上灿烂的天真，特别是该服刑罪犯脸上焕发的良知、友善的表情，令笔者也为之动容。”（同上第267-268页）《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所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内容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
心理学认为：婚姻对个体的思想行为稳定、个体的责任意识、个体的身份与人格完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改造表现好的罪犯体验合法婚姻，有助于激发罪犯努力改造。挪威儿童与家庭部在支持该国1993年的法律时写道：“一个人不得不压抑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和爱恋的基本感情是有害的。疏离这些感情或试图压抑它们，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近几年来，我国监狱对罪犯与配偶探视同居的实践尝试（包括准其离监探亲），允许极少数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结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改造效果。但有必要指出，近几年我国监狱对罪犯婚姻权问题进行的探索，并不是对罪犯婚姻权进行的恢复性探索，而是从罪犯行政处遇方面进行的积极处遇尝试。
监狱的做法是明智的，监狱用不着去恢复罪犯的婚姻权，在罪犯婚姻权问题上，我们只须认同罪犯是有权主体。我国法律没有剥夺也不可能剥夺任何公民天赋的婚姻权利。1963年和1982年的有关规定对罪犯恋爱与结婚的限制，只是在罪犯婚姻权的行为能力方面作了限制，而权利能力依旧存在。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我们把婚姻权主体与婚姻主体混为一谈，婚姻权主体强调的是权利能力，即使他没有行为能力，并不妨碍他成为权利主体；而婚姻主体侧重于行为能力，虽然它的前置条件在于权利能力，但它更强调个体以特定的行为去实现婚姻权利。当我们限制或剥夺了罪犯的自由，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如果没有监狱的积极帮助，罪犯是无法实现婚姻权的，也就不可能成为婚姻主体。这就如同罪犯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罪犯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包括遗产继承），如果罪犯在遗产继承方面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罪犯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主张他的财产权利，这首先取决于监狱能否从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中给予其保护财产权利的条件帮助。2004年5月13日，民政部出台的《意见》第十个方面规定“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服刑人员无法出具有效身份证件的，可由监狱机关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服刑人员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是对罪犯婚姻权行为能力的要求，罪犯能否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有没有行为能力并不是罪犯所能自主。
可以概括，关于罪犯婚姻权问题历来的争议，其实不在于婚姻权权利能力的有无，而是罪犯有没有行为能力行使婚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
二、当代社会罪犯婚姻权的理性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受限制性
婚姻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实现结婚愿望或获得婚姻利益的可能性。婚姻自由是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结婚或离婚的权利。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婚姻自由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婚姻自由也就存在困难。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若干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囚车和手铐与婚姻并不和谐，但罪犯不能拒绝。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婚姻对普通公民产生的身份完善与人格完善，对罪犯来讲只是意识的而非物质的。第三，罪犯离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无须向所在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不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是否同意，公民都可以进行结婚登记。而罪犯的结婚登记，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第五，普通公民结婚是自己的事，离婚也是自己的事；而罪犯结婚不只是自己的事，离婚也不只是自己的事。特别是罪犯单方面想要离婚时，没有行动的自由，罪犯很难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次次参加诉讼活动也很难得到时间上的保障。可以这样说，罪犯的结婚有条件限制，罪犯的离婚也不完全自由。
2、罪犯婚姻权的差别性
罪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罪犯都具有了婚姻的权利能力，每一个罪犯都可以有结婚的愿望或结婚的可能，但罪犯的结婚愿望能否实现，罪犯结婚的可能能不能转化为现实，既要受到罪犯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受到监狱管理要求的限制。在罪犯结婚和今后婚姻权的行使等婚姻行为能力问题上，罪犯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
第一，从年龄上看，未成年犯和未满22周岁成年男犯、未满20周岁的成年女犯，属于未到法定婚年的公民，是不能结婚的。
第二，从身体条件上看，虽然现在不再实行婚前体检，如果未婚罪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或与婚配对象具有法律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依照法律规定也不能结婚。
第三，未婚的死缓犯、未婚的无期徒刑犯，在未减为有期徒刑之前，应当禁止其登记结婚。而其他达到法定婚年、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情形的未婚罪犯，在服刑6个月以上后，如果改造表现好、个体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危害，且服刑前与婚配对象已有较长时间的恋爱，相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可以酌情批准其结婚登记并适当提供帮助。
第四，已婚罪犯的婚姻存在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婚姻登记已在服刑之前先行完成，但婚姻权的今后行使，在实现婚姻具体权利的行为能力问题上，行刑机关可以根据其刑罚种类、悔罪意识、改造表现、以行刑处遇的方式准予其行使部分婚姻权利。服刑期间登记结婚的罪犯，其今后婚姻权利的行使，可参照已婚罪犯的行使要求。
第五、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如果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则可以结婚。
第六，被假释的罪犯从刑期上看，其刑期没有终结，与监禁刑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已不在监狱服刑，并已经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他的结婚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监狱的同意与帮助。
第六，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由于拘役的刑期不长，对婚姻权行为能力的任何限制都不会是长期的过程，行刑机关不需要考虑这些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为能力问题。
3、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未婚同居和生育、无婚且无性生育在我国是不被道德认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直接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直接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直接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直接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行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受制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同居权、生育权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它的正确性勿庸置疑，但对这一法律原则要正确理解，不能机械曲解。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就是指所有未被法律用具体文字表明剥夺的公民权利。因为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自然生成其他许多权利的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不可能立即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中止、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4、罪犯婚姻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有限的婚姻权的同时，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在婚姻关系中，罪犯享有着婚姻利益，而婚姻中的义务，基本上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意识、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和改造质量的重要间接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如罪犯的生命健康权，为了保证罪犯的生命健康，监狱必须保证提供合于正常生活需要的生活卫生条件，在罪犯生病时，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能得到及时医治；再如罪犯的人格尊严权，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的人格尊严，保障罪犯不受任何人格侮辱。如果监狱不能履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则构成对罪犯权益的侵害。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与剥夺，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被刑罚严重削减，此时，只有在监狱的帮助下，罪犯的婚姻权才可能得到部分实现。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未婚罪犯进行结婚登记、帮助已婚罪犯实现部分婚姻权利，但这不是监狱的义务举措。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三、实现罪犯婚姻权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1、民警思想
在新中国几十年的监狱工作中，对罪犯一直是不予结婚登记的权利，现在民政部的《意见》改变了一贯的做法，对于监狱民警来讲，思想上的转变可能要有一个过程。罪犯婚姻本身具有的性质互异的可能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监狱民警对罪犯婚姻权实现的帮助。要动员广大民警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用人道主义举措实现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增强对罪犯的权利尊重与保障意识，充分发挥结婚登记的处遇作用，加强对罪犯的教育与引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尽可能实现婚姻权。
2、公众接受
准予服刑罪犯结婚，对社会公众来讲，面临着一个公众心理承受力的问题。特优会见的实践探索，曾经被社会舆论说三道四，引起社会许多公众的误解。如果让罪犯结婚，不加宣传引导，势必还会造成社会的责难。公众对监禁刑的关心首先在于源之于民的刑罚执行权力是否能够尽可能通过刑罚，报偿社会和公民个人受损害的正义。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应对民政部《意见》第十个方面的有关内容进行大力宣传，让公众理解这一政策，接受这一政策，这样才能保证这一政策的顺利落实。
3、规范冲突
民政部的《意见》虽然确认了罪犯可以登记结婚，但是原先由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的一些关于禁止服刑罪犯结婚的规定并没有废除，部门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应由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规章协调，避免规章之间的冲突。另外根据监狱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的推导，余刑在10年以上的罪犯，除非被监外执行是不能离开监狱的（离监探亲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如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罪犯赵波在余刑还有18年半时申请婚姻登记，根据现有制度规定，他不能离监登记结婚，但在服刑前，他已与一女子相爱并同居多年，鉴于这一情况，经向司法部请示，由司法部特批获准结婚。显然，对于罪犯可以离监登记结婚的刑期要求应该作些修改，除了无期徒刑和死缓外，对有期徒刑只应作最低服刑期限的要求，不应再作余刑的刑期限制。
4、条件保障
罪犯没有行动自由，监狱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就必须在行动上为罪犯提供帮助。这里的帮助包括提供前往婚姻登记地点的车辆、看押护送罪犯参加婚姻登记的警力以及为此而花费的相关费用。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增加了监狱的工作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物质和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让符合条件的罪犯登记结婚，能够更好地促进罪犯的改造，监狱就应当努力去做好这一项工作，决不能因为某种困难而予以抵制。
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2003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 文件
琼府〔2003〕23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3年4月21日召开的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省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省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省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行使职权，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精简会议、公文和事务性活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切实贯彻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省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五、省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省长、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各厅厅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
六、省政府实行省长负责制，省长领导省政府的工作。副省长协助省长工作。
七、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省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省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省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省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九、省政府秘书长在省长领导下，负责处理省政府的日常工作。
十、省长出国出境访问期间，由常务副省长代行省长职务。
十一、省政府各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省政府的行政规章、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发布有关规定。
审计厅在省长领导和上级审计机关指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二、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十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省级预算、全省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行政规章、大型项目等，由省政府全体会议或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四、各部门提请省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有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市、县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或建议。
十五、省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十六、各部门和各市、县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
第四章 依法行政要求
十七、依法行政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省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强化政府责任，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八、省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适时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议案，适时制定、修改或废止行政规章，确保地方性法规议案和行政规章的质量。
十九、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符合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符合省政府的行政规章、决定、命令。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报省政府备案，由省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省政府报告。
二十、提请省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行政规章草案由省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和行政规章的解释工作由省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一、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并推进综合执法试点。
第五章 行政监督
二十二、加强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做到有权力就有监督，不允许形成行政监督的空白。
二十三、省政府要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备案行政规章；接受省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四、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省政府报告。
二十五、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市、县政府及其部门有权对省政府及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六、省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省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对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问题，要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二十七、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舆论和群众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工作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省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了解、参与和监督政务。
第六章 工作安排
二十八、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二十九、省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行政规章草案、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性会议等事项，形成省政府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省政府和各部门，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事先制订预案。
三十、各部门和各市、县政府要认真落实省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并在年中和年末向省政府报告执行情况。省政府适时作出通报。
第七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一、省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省长办公会议制度。
三十二、省政府全体会议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省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省政府重要工作；
（三）通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分析形势，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四）讨论其他需要省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事项。
省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十三、省政府常务会议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组成，由省长或省长委托副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省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提请省人大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及有关议案；
（三）审议由省政府制定和公布的行政规章草案；
（四）讨论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市、县政府请示省政府的重要事项；
（五）分析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
（六）通报和讨论省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省政府常务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十四、省长或副省长召集并主持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省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
省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三十五、提请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省长或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确定；会议文件由省长或主持会议的副省长批准印发。省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省长或副省长确定，会议文件由省长或副省长批准印发。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省政府研究室协助，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省政府研究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同志。
三十六、省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省政府全体会议或省政府常务会议的，向省长或主持会议的副省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三十七、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省长或省长委托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签发；省长办公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省政府领导同志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必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应报省长或副省长审定。
三十八、省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省性会议不得要求以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各市、县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市、县长参加会议的，应报省长批准；需邀请分管的副市、县长参加会议的，应报分管的副省长批准。
需要召开全省性会议，一般应当提前10天将会议方案报送省政府办公厅审核后，报请省政府审批。
省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尽量压缩会议时间，精简会议人员，不得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在不需要保密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采取 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高效、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八章 公文审批
三十九、各部门和各市、县报送省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和《海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琼府〔2001〕69号）的规定。除省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省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四十、各部门和各市、县报送省政府审批的公文，由省政府办公厅按照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和规定程序呈批，重要事项，必须报送常务副省长、省长审批；重大问题必须报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四十一、省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公文应提出明确的批示意见。对于一般报告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于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省政府领导同志应提出明确的“同意”、“不同意”或其他具体意见，并写上姓名和时间；如主批人已签署明确意见，其他审批人随后圈阅，视为同意主批人意见。
四十二、省政府公布的行政规章、决定、命令，向国务院报送的请示、报告，向省人大或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省长或省长授权的副省长签署。
四十三、以省政府名义发文，经分管的副省长审核后，由省长或省长授权的副省长签发。
以省政府名义发送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函件，一般由分管的副省长签发；涉及其他副省长分管的工作，应经有关副省长审核；重要事项由常务副省长或省长签发。
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由省政府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的副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可由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核报省长签发。
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四十四、省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省政府批转或省政府办公厅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九章 作风纪律
四十五、省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省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四十六、省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是工作需要，不准陪餐；不吃请，不收礼。
省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也应按此原则办理。
四十七、为保证省政府领导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省委、省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省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市、县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各部门、各市、县一般不要邀请省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事务性活动，确有需要应事先报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要根据领导同志分工及有关规定，从严掌握、提出意见报批。
四十八、省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市、县的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
四十九、省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办理。
五十、省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五十一、省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省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省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省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省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事先必须经省政府同意。坚决维护行政纪律，确保政令畅通。
五十二、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离琼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省长，并指定工作人员将离琼外出的时间、前往地点、联系方式等有关事项报省政府总值班室备查。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琼外出，应事先向省政府办公厅报告，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长、分管副省长报告。
五十三、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机关和企业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