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活动的通知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等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活动的通知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上略）
针对这类犯罪（即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编者注）的特点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作如下通知：
一、保卫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安全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重要职责。必须充分认识保卫国防通讯线路设备不受犯罪分子的破坏，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护国家财产，更主要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各级领导务必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把打击这类犯罪列入重
要工作日程，采取坚决措施，依法狠狠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盗窃破坏通讯设备的犯罪分子是当前“严打”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严打”工作总的部署，专门就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一次研究，检查、落实各项打击、防范措施。情况严重的地区，要及时开展有声势的专项斗争。可建议地方
政府或由公、检、法三家联合发布通告，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活动，责令犯罪分子投案自首，以震慑犯罪。对已发生的此类案件，不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多少，公安机关都要及时立案，立即开展侦查。要加强侦查破案工作，组
织专门力量，把近年来发生的这类未破案件分类排队，采取各种侦查措施，集中力量将那些破坏严重的大案逐案突破。同时要通过破案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深挖犯罪团伙。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要本着“两个基本”的原则，及时批捕起诉，法院要抓紧审理判决。对典型案
例，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
三、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罚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犯罪分子，坚决克服处理偏轻的现象。公安机关对抓获的犯罪分子要抓紧审结移送检察院，不得以罚代刑。检察院、法院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0年7月10日《关于依法严惩盗窃破坏通讯设备犯罪的规
定》，对盗窃通讯设备虽然价值数额不大，但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或者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较大并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刑。对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或者《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以盗窃罪从重判处。对群众性哄抢盗割事件，要坚持教育大多数，惩办为首者的政策，但对哄抢的物资必须收缴。
四、切实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防范措施。主管部门和单位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除军队内部加强管理外，地方要对本辖区内的国防通讯线路设备实行属地保护，同时做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和军队之间的协作。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发动和教育
群众遵纪守法，自觉遵守保护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各项规定。对由于部门主管领导及直接责任者失职或渎职而导致发案、销赃的，要严肃处理，不得宽容。坚决纠正管理不善、处理不严的作法。
五、加强对废旧金属收购行业的管理，坚决堵塞销赃渠道。发生这类案件较多的地区，公安机关要调查摸清赃物流向，与有关部门协同开展废旧金属收购行业的整顿。要对废旧金属收购站、点逐一重新审查核定。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游动的个体收购人员管紧管严。对经主管部
门同意、公安机关审查批准、领有营业执照的收购站、点，符合要求的，准予继续经营；对擅自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或者有违章违法收购问题的，要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治安、工商行政处罚。对无视国家有关法规，非法收购被盗的通讯线路器材的，只
要有证据证明其应当或者能够知道是赃物的，应视为“明知是赃物而购买”，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以销赃罪论处。事前与盗窃通讯线路器材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六、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保护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工作。要注重宣传，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及标语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和维护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责任感，形成护线光荣、毁线可耻的
社会风气，积极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发生这类案件较多的地区或设有重要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地区，应组织军民联防队伍，动员和组织民兵开展经常性巡逻守护工作，保证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安全。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即报告党委、政府，并主动与当地驻军联系，听取驻军对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的工作意见，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本通知的具体措施，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切实开展工作。各地贯彻本通知的情况请分别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时
报告。
1991年6月20日
中国司法改革研究述评/韦群林
韦群林
A Brief Summary of Researches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WEI Qun-lin
Abstract: Based on more than 10 recent years journal research papers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mmary and comments on the contents from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essential theories of justice, ideas of judicial reform, etc., so as to give a clear description of it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s to further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area as well.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of China; research summary; AOJ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 China.
1 引言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十五大报告为契机的当今中国司法改革，在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语境中，引起广泛关注，司法改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出现了贺卫方、王利明、张卫平、谭世贵、顾培东、左卫民、齐树洁等一大批对司法改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相关专著几百本，研究论文数万篇。
作为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司法改革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面对这样一个“信息过度”的研究领域，对其主要内容与成果进行的概括必然挂一漏万。但不管如何，“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个简要的综述必然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司法改革主要研究内容的了解。
为此，本文以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期刊论文为基础，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研究内容，从司法权的基础理论，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及具体步骤，关于司法审查和法院管辖范围，法院管理体制及内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司法质量评判及监督，司法改革比较研究，司法改革的学科构建问题等七个方面进行综述与简评，以便了解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深化中国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的理论研究。
2 综述
总体来说，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2．1关于司法权的基础理论
2．1．1关于司法的概念与司法权的性质
我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甚至还包括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及海关下属的缉私侦查机关、监狱机关等等。陈瑞华通过阐述司法权的程序特征（被动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多方参与性、亲历性、集中性、终结性）、组织特征（法官职业化、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合议制及上下级司法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和司法权的独立性（法院整体独立、法院内部独立、法官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和法官的伦理准则）等基本特征，论证了司法权即法院裁判权的判断；[1]其后，学者们纷纷论述检察权不是司法权。如认为检察权的首要价值是效率而非正义，不宜把检察权归入司法权范围。[2]
而对于司法机关仅指法院，即“法院司法”内涵的理解上，有学者将主要观点其归纳为“判断权说”、“多元权力说”、“裁判权说”、“独立权力说”、“二元权力说”和“案件权力说”后，经比较研究后认为“司法权是法院享有的，对纠纷当事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的权力”，即（法院的）“判断权说”，[3]而不包括司法执行权；也有学者将我国司法权理论划分为“大司法权说”、“三权说”、“多义说”、“两权说”几个理论版块，并比较研究了晚近出现的“判断权说”、“权威说”、“裁判权说”后认为，“判断权说”与“裁判权说”之间基本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以审判权为核心，由案件受理权、审判权、司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程序规则制定权和司法事务管理权“六要件”构成的司法权结构说 ，[4]同样不包括司法执行权；有学者则认为，独立的司法包括管辖独立、审判独立、执行独立和司法行政事务独立， [5]换言之，司法权系法院享有的管辖权、审判权、执行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当然，目前官方说法还是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2．1．2 关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本来是分权与制衡理论下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但由于政治原因，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司法”似乎成了普遍接受的“真理”，相反，“司法独立”这一命题长期被视为研究禁区。尽管80年代初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曾撰文论述司法独立的理解与适用问题，[6]但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前，专门研究司法独立的论文凤毛麟角。
谭世贵教授较早系统研究司法独立问题，认为司法独立是由三权分立派生出来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已经建立起一套可行的保障机制，如严格的法官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及中立制、高薪及退休制、民事起诉豁免制、自由心证制、法官惩戒制等。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正确界定司法机关的范围、处理司法机关与地方的关系、集体领导与法官个人职责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7]其后，司法独立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围绕该问题专门、展开、深入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如探讨为何要司法独立；探询革命导师对司法独立的论述；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关系；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调整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的司法人格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至于其他论及司法改革的文献，往往也或多或少涉及司法独立问题，或者从司法独立的命题出发，进而阐述司法改革方面的其他问题。
2．1．3 关于全球化对中国司法的影响与国际司法标准
公丕祥认为，发端于15世纪左右的第1次全球化运动，并没有打破中国传统司法固有的格局；19世纪的第2次全球化运动，则中断了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催生了一个“西方化”色彩的司法体制；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引发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过程，而且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互动，创出一条既与国际司法准则相协调又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国司法现代化道路；[8]郭道晖认为，超国家权力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界定。在摒弃国家主义司法观时，还要放眼世界司法权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不仅我国一些法律要与国际接轨，并加强已有的国际司法协助，而且还要妥善处理超国家的司法权力干预，争取国际司法权力共享，参与必要国际司法合作。笼统地以“主权高于人权”的心态进行抗拒，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兴良认为，随着我国溶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国刑事司法理念正由专政为核心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演进，引进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包括价值上的转换、制度上的改革和规范上的更新；[9]崔敏认为应研究国际司法准则，推进中国司法改革。[10]
2．2关于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及具体步骤
2．2．1 关于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与宏观目标
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与宏观目标的内容往往互相交错，但从层次上来看，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是逐渐由里向表、渐次外化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是“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学术界则看法各有侧重。如郭道晖认为，当代先进司法精神与理念，最重要的重视人权保障、坚持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讲求司法效益；[11]谭世贵、饶晓红认为，独立、公正和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12]龙宗智则认为，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13]程竹汝、卫绒娥认为，秩序、公正、人权是三位一体的司法价值目标；统一、独立、开放、效率是司法的制度原则；专业化知识、理性人格、法律至上精神是司法的角色规范；[14]严励认为要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权威型的司法权运行机制；[15]蒋晓玲认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程序安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16]
也有学者认为，摒弃“客观真实”的传统观念，重树“程序正义”的理念，是寻求现代化司法理念的正确指引；[17]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公正是司法改革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18]或认为司法至上，不过司法至上的灵魂是司法公正。[19]
2．2．2 关于司法改革步骤问题
徐静村认为司法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管理的范畴，并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所在，因此与政治体制的整体进展关系极大，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司法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它的发展必然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20]龙宗智也认为，鉴于我国还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支撑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司法改革不可能企求尽善尽美、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从逐步的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改良，即“相对合理主义”；[21]顾培东则认为，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制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中自下而上的“小冈村经验”不能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司法改革。[22]
2．2．3 关于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中国司法改革问题
从司法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角度考虑，并借鉴国外经验，众多学者认为应该设立统一的司法改革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甚至将之作为议案交给全国人大审议。[23]该提议获得众多人大代表的认同。
2．3 关于司法审查和法院管辖范围
主流观点认为应拓展司法审查的领域，扩大法院管辖的范围。如谢晖认为，要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尤其立法赋予法律以可诉性更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规则依据。可诉性缺失是我国目前法律的一个不争之事实，如被称为“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就不具可诉性，如此又导致一些列宪法性法律不可诉性，这是我国司法难以独立的最重要法律致因之一。法律可诉性缺陷导致没有法律责任追加的公权主体存在，如具有领导权的执政党及其党组织、具有决议权的立法机关及政协、具有军事指挥权的党和国家军事组织，以及作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组织、司法机关内部的审判委员会等等。必须建立具有可诉性的完备法律体系，赋予宪法可诉性，赋予政治立法以可诉性，并据此建立对政治行为的司法审查权；[24]王磊最早提出中国“宪法司法化”问题；[25]强世功则通过对“违宪审查”、“司法判断”、“法律政策学”、“法律解释学”等范畴的区分，批评了“宪法缺场”现象，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宪法司法化”讨论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并试图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中寻找产生上述矛盾的社会根源；[26]季卫东认为切实保障宪法效力的关键是建立司法性质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具体的制度方面，设置只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的宪政委员会，逐步在重新立宪的基础上设立宪法法院。[27]
在法院管辖方面，一般刑事诉讼不存在受案范围问题，但行政诉讼中，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终局” 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不能审查，与法治观念及WTO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世界法治先进国家的做法差别甚大，认为除了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排除的以外，行政相对人享有诉权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28]民事诉讼方面，在受案范围方面本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实际司法中，或通过“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文件限制诉权，或由于地方保护等原因有案不受、受案不判、判了也不执行等“司法不作为”现象严重，值得深入研究。
2．4关于法院管理体制及内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
2．4．1 关于司法管理体制行政化与完善法院行政管理问题
对于法院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现象，学者予以批评意见的较多。如贺卫方认为，审判委员会、法官等级和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使得中国法院司法管理官僚化倾向严重；[29]而法院无所谓上下级，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强有力的控制来解决司法界存在的弊端，即使有效果，也必定是短暂的；[30]张烁从中国法院历史性变更发现法院始终没有摆脱行政化的色彩，应当从制度功能分离入手，将混杂在审判制度当中具有行政性质的程序从审判过程中分离出去，还要配以法院财权和人事制度的改革，解除行政机关对法院的制约；[31]张玮认为，以行政方式进行审判管理的案件审批制存在违反回避、公开、直接原则、违法干预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责任不明、职不清、审判效率低下、法官素质下降等严重弊端，解决的办法就是法官独立。[32]
作为解决法院管理行政化现象的方法，朱苏力认为，现实的法院总是要履行与审判相关的某些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有所交叉、混合，甚至与司法权行使发生某种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权的行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常常利用其行政管理权谋求并实际获得了对司法决定的影响。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没有得到重视。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注意将法院的行政管理职能同司法职能逐步分离开来；[33]而谭世贵等在研究了科层制司法管理的问题后，提出司法机构“去行政化”、司法机构独立和法官监督与惩戒的建议措施。[34]
从提高法院管理水平出发，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两者之间具有主导性与辅助性、裁判性与运转性、职业化与公务化、独立性与领导性之别。法院管理职能包括案件审判层次的审判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系统运转层次的外部管理（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物质设施管理、信息管理等）和机关运转层次的事务管理（安全保卫、后勤服务、设施维护、印刷文秘、车辆交通、信息通讯等）内容；管理模式上，可划分为决策体制和实施体制两种；我国法院管理职能没有统一，整个法院决策以最高法院为中心、单个法院决策以院长为中心，决策民主性、代表性差，行政管理活动与审判活动相互交织，法院系统内部或单个法院内部行政管理机制松散、机构过多、职权交叉、缺乏科学性；应当统一法院行政管理权，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法院管理体制，并着重建立代表广泛、程序民主的法院行政决策机制，提出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实施机构，将法院内部所有行政机构合并成一个管理机构，称为法院行政管理（总）局，作为法院行政管理决策组织的执行机构的构想。[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