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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桓仁满族自治县水库渔业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月20日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4月11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水库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水库渔业资源实际状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桓仁满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各类水库的渔业资源保护、渔业增养殖、水产品捕捞。
第三条 桓仁满族自治县水利部门为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库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
自治县公安、工商、环保、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水库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
第四条 水库渔业生产单位，可根据需要建立群众性护渔管理组织，在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开展护渔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业资源保护
第五条 在大中型水库内从事渔业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区域性渔业《捕捞许可证》，在限定的水域，限定的时限内，按照规定的品种、规格进行捕捞，并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六条 严禁在水库鱼洄游通道上设置拦截袖网，拦捕幼鱼和产卵洄游的亲体。
第七条 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水库的实际情况，确定禁渔期和禁渔区。禁渔期每年不得少于五十天。
活水区为自然鱼产卵场，为确保自然鱼的繁殖，禁渔期内除允许定置网箔继续生产作业外，其他捕捞一律停止作业。
第八条 大中型水库捕捞鲢、鳙、青、草人工家鱼和捕捞自然鱼的网目，由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捕捞中的幼鱼裹获率，不得超过总捕捞量的5％。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增养殖区偷窃和抢夺水产品，不得在增养殖区域内从事危害水产品增养殖的作业。

第十条 严禁炸鱼、毒鱼、电鱼、鱼鹰捕鱼和其他形式非法捕鱼。

第三章 增养殖与管理
第十一条 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广科技成果，引进名优特新品种，提高增养殖技术水平和水产品的产量、产值。
第十二条 大中型水库渔业生产单位，必须按自治县的渔业发展规划，投放鱼种，确保水库渔业资源的增殖。
第十三条 大中型水库增养殖区，由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从事增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报请自治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领取《增养殖许可证》，在审批划定的水域内进行增养殖生产，并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保护费。
第十四条 水库各类船只，必须持有自治县交通部门核发的《船舶准航证》，并接受渔政和水上公安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水库水质按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第11类标准保护和管理。
直接或间接向水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
水库内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经营中产生的废弃物，要集中处理，不准抛入水中。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六条 对贯彻执行本条例，在水库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给予下列处罚：
（1）吊销其区域性渔业《捕捞许可证》；
（2）没收渔具、渔获物和非法所得；
（3）赔偿渔业资源损失；
（4）渔获物按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的3至5倍罚款。
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没收爆炸物、有毒物、渔具、渔获物及其非法所得。除赔偿渔业资源损失外，处5000元以下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行政或经济处罚。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吊销《增养殖许可证》，并按渔业资源保护费2至3倍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公安、工商、环保、交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由上述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对拒绝、阻碍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没款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罚没款到指定银行缴纳。没收的物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4月11日
浅谈对法官的人身保障

朱宏


[内容提要] 本文从近两年来法官被侵权， 受伤害的案件逐年呈上升声势的调查报告入手，对当代中国法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处于的社会地位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中国法官属于权、责、利极度不均衡的社会群体，并阐述了这种现状必然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进而从法官自身、法官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工作性质、社会体制等几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结合上述现象、原因，进一步的阐述作者对改变中国当代法官地位发挥法官作用的几点浅见。

　　[关键词]法官 权益 保障

　　法官被誉为公平正义的“保护神”，是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承担着定纷止争的社会职责，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格局在重新组合分配，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纠纷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而法官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则不可避免的处于了社会矛盾的中心点上，然而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如何呢，其是否能承担起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呢?事实证明情况十分不尽人意。具相关报道显示，近两年来法官被侵权、受伤害的事件呈上升趋势，以江苏省为例，2005年上半年全省发生法官被侵权、受伤害的事件就达80余起，聚众围攻、辱骂、殴打法官的35起；以自杀相要挟的22起，聚众围堵法院、哄闹冲击法庭、扰乱审判秩序的16起，扬言报复法官的7起，而经过调查，这些法官又大多是无辜的，从以上调查显示法官这一承载着广大民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的群体的人身所受到的威胁已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承载的限度，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当代中国的法官境遇如此艰难呢？我们应从哪些角度来努力改变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呢，下面笔者仅就这几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及其负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的体制缺乏一套完善的保护法官不受权力侵害的职业保障制度。

　　虽然《宪法》与《法院组织法》均明文规定“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在实际中这一条规定却缺乏操作性，中国法官在经济上、在组织关系上，甚至于人身安全方面都要受制于人，时刻要服从于地方行政长官，因为你进不进法院、出不出法院，人家有决定权，给你多少办案经费，给不给你办案津贴都在行政长官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法官想赢得职业上的尊敬和职业继续发展的资本不仅仅是你做得公正就能得到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官又承载着广大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各种思想利益不断组合，社会矛盾呈多发性、多样性，中国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则不可避免的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承载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上述情况的复杂性所产生的这种权、责、利的极度不均衡状态使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十分艰难。

　　（二）中国法官的人身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

　　审判是一种“黑白分明”的结果，一方胜诉，一方败诉，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如果当事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判决结果就不会有上述法官受侵害的行为，但往往有些性格偏执的当事人不能接受判决，输了官司便迁怒于法官，赢过官司执行不 到位还要怪罪于法官，而一旦出现伤害法官的事件时，又缺乏对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中，对危害法官的行为的制裁仅局限于经济与行政上的处罚，刑法保护力度不够，在刑事制裁范畴内，只在《刑法》第309条规定了“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才定罪，并且针对的只是对扰乱法庭秩序，并且还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非针对法官个人人身安全被侵害的情况，故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没有相应的必要的自我防卫手段，法院内部对法官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又缺少相应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对施暴者，法律制裁手段又欠缺，一般仅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司法拘留，可以说，这样的惩罚措施对少数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并不大，从以往的情况看因加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而作为执法者的法官又大多息事宁人，很少有起诉民事赔偿的，故当代中国的法官已与刑警一样成为了“高危人群”。［1］

　　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集中体现在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确立上，而这一要件实现的载体在法官身上，当代中国的法官承载着广大民众对公正正义的渴望，肩负着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社会责任，然而法官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情况屡屡发生，愈演愈烈，法官的各项权益得不到实现，法官的这种境遇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矛盾日显突出，已经使司法的权威不断受到置疑，使司法始终未能确立起应有的公信力，这种恶性的循环使司法这架社会救济机器不能正常的运行，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就好比一个人的自然免疫机能受到的危胁，那么这个人的健康就没有了保障，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前涉法案件上访率的飞速提高便是司法公证力不足的危险信号所在，即司法这台社会救济机器的作用已不能起到应有的解决矛盾纠纷的终极作用，已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已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里程。

　　二、法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适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作为纠纷解决裁判的法官缘何成了“高危人群”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一）审判的客观性决定的。

　　审判是一种“是非分明”的活动，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就如一个比喻所说被告是违法者，而原告是维护法律者，被告制造了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的利益造成了破坏，而原告则要求被告恢复原有的法律状态从而涉讼，法官作为裁判者将原、被告利益依照法律重新分配进行确定，在这个确定的过程中他主宰着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被告制造 新的权利义务状态首先其是认为合理的，而原告诉讼要求其恢复也是认为合理的，所以诉讼的双方都抱着自己有理，自己应胜诉的理念去参与诉讼，必将在案件的审理中均对法官怀有很高的期望，但审判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有一方被否定，甚至双方均被否定，有些时候，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一方就会产生很深的失望，甚至会对法官产生怨恨情绪，特别是法官在判决时可能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力或其他原因使判决的结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或当事人理解的公正与法官理解的公正出现不一致时，当事人很少有从自身找不足的，而往往迁怒于法官，但客观的讲，事实不可能再现，法官是通过证据来证实事实的，而当事人则只认可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事实，这二者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往往会导致个别当事人做出偏激的行为。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救济途径又将法官推到了最前沿，其承载着与其社会地位极不相付的社会责任。［2］

　　（二）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近年来法官无论在政治素质上还是在业务素质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极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执法，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待当事人、来访群众存在态度不友善，不够耐心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者是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索贿受贿、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行为直接影响法院的形象，损害司法的权威，丧失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一旦觉得纠纷的裁判者法官在言行、态度乃至形象上存在不公正的倾向就会与法官产生对立情绪，利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容易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

　　（三）法官人身安全保护的力度不足。

　　从我国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当代中国法官的从业资格与从业道德在规定上可以说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较之这方面的规定来看，关于中国法官人身权利的保护却少之又少，只有《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了“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而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执行起来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法院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内部保护机制，故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不敢与伤害人发生正面冲突，自我防卫手段又相对欠缺，法官一旦遭受到当事人、案外人的伤害时，一般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就是予以司法拘留等经济、行政手段来处罚，加害人伤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而法官为息事宁人，起诉民事赔偿的也就更少了，这些欠缺使法官成为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又缺乏保护的群体。

　　（四）法院内部缺乏对法官人身伤害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

　　首先法院内部法警的内保机制不健全，加之法院的人员一直都很紧张，可法警大多由审判人员来兼任，除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审理执行时，一般就是一审一书，一旦发生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及侵害法官人身权的暴力抗法事件，审判人员就相对显得势单力薄，很难控制局面，而抗法事件发生后又无紧急的应急处置措施，往往要临时的组织各部门的干警一起扑火，有时还要临时向公安机关求援才能平息违法行为，然而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对措施很难实现对时刻处于矛盾交汇处的法官的人身不受到侵犯。

　　三、如何维护法官的权益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活动，如何使法治在我们的社会成为主流，从某种角度讲其力量应取决于或等同于法院的公信力，可以说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司法权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维护法律实施者法官的权益则必然的成为了维护尊严的需要，成为了实现公正司法、文明司法必然要求，如何来维护法官的权益呢？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必须使法官的权益得到社会的认同。

　　法官的权益应当包括依法接受任免权，依法行使审判权、生命权、名誉权、休息权、控告权和晋升权等十项权益，作为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必须让其权责一致，让其拥有维护公正的能力与保障，在法律、政策上对法官的权益予以确认，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在国家政策及舆论主流上对法官的权益予以肯定，让法官群体都能润泽在权益保护的阳光之下，才能使法官自觉、自主、能动的去推动司法权的有序运行，去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审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