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办法》的通知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泰政发〔2008〕49号
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市属及以上驻泰各单位：
市政府同意《泰安市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八年八月六日
泰安市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控效果，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依据《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植物检疫条例》和《农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辖区内农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发布等有关活动，均应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是对农业病、虫、草、鼠等影响农业生产的有害生物进行监测，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生趋势，向社会公开发布、指导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农药使用，提高农业无公害生产水平。
第三条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应当纳入农业和农村建设发展计划，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和支持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事业发展。
第四条 市、县（市、区）农业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工作，其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具体负责监测预警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
财政、林业、园林、气象、宣传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农业、林业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相互通报有关病虫害信息。
第五条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统一由当地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向社会发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有害生物预警预报信息。
第六条 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技术研究、推广，对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监测网络
第七条 市植物保护机构根据全市农作物种植布局和需要，编制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网络建设计划，规划全市有害生物测报站（点）的布局，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全市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网络由以下机构（以下统称监测机构）组成：
（一）市、县（市、区）植物保护站；
（二）区域性测报站和系统测报站；
（三）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四）农村测报员。
第九条 市、县（市、区）植物保护站应当按以下规定组织、实施好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工作：
（一）组织、协调有害生物监测网络建设和运行；
（二）农业有害生物调查、观测数据的汇总、分析、上报，为当地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防控决策提供依据；
（三）组织有害生物信息会商，分析预测发生趋势；
（四）与周边植保机构交流预警信息；
（五）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发布；
（六）监督、管理监测机构和业务技术指导；
（七）组织监测预报技术培训等学术活动。
第十条 区域性测报站包括国家投资建设的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站、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疫情监测站等；系统测报站由省、市、县政府投资建设，完成国家和省、市下达的监测任务。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把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作为重要职责任务，确定1-2名专兼职测报员，及时收集、上报当地农作物有害生物发生的异常信息，定期调查重要农作物有害生物发生实况，并及时向县（市、区）植物保护站报告，指导农民实行防治有害生物。
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和测报站建设情况聘请农村测报员，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组织指导下，监测、报告当地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动态。
第十一条 监测机构应当设置观测、鉴定、化验等专用场所设备，严格按全国和省统一制定的“病虫测报调查规范”进行调查、观察记载，全面掌握本辖区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动态，按规定时间、项目上报，对突发性的病虫即时发出警报，对迁飞性、流行性的有害生物组织联合监测。
建立测报科技档案，保证测报数据、资料的系统、完整，每年对预报准确率进行评定，提高测报技术水平。
第十二条 气象部门应当向植物保护站无偿提供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所需的基本气象观测资料。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的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向当地植物保护站、监测机构或测报员报告。
第三章 监测信息
第十三条 建立实行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逐级报告制度。监测机构定期将当地预警信息报县(市、区)植物保护站；县（市、区）植物保护站汇总、分析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市植物保护站。发生农业有害生物重要灾害的，应随时报告。
第十四条 监测预警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重要灾害或灾害呈暴发、流行趋势以及其它紧急情况的，植物保护站在报告上级业务部门的同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并提出相应防控措施，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
第十五条 县（市、区）植物保护站应将会商分析形成的有害生物预警信息和防控措施及时发送至乡镇政府、农业龙头企业等；乡镇政府应及时传送至村民委员会、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测报员等。
第十六条 植物保护站应统筹考虑、综合分析监测预警信息，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向同级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报告；重要预警信息应按有关规定由上级业务部门统一发布，或经同级政府批准后对外发布。
第十七条 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及时播发、刊载和传递植物保护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不得播发、刊载、传递其它组织和个人发布的涉及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信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植物保护站应对辖区内监测机构履行职责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加强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提高监测预警水平。
监测机构工作人员进入农田及农产品生产场所开展调查时，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损坏农业有害生物观测场所、装置、设备以及田间监测标记等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设施。确需迁移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设施的，应经植物保护站同意，迁建费用由提出方承担。
第二十条 对有下列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其他单位和个人发布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的；
（二）新闻媒体传播非植物保护站直接提供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的；
（三）擅自向社会公开发布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信息的；
（四）伪造、谎报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的；
（五）擅自移动或损毁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设施的。
第二十一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植物保护站、监测预警机构及工作人员监督管理不力、工作疏忽，造成常规性有害生物预报或重大迁飞性、流行性病虫预报失误的，依法追究负责人及其监测机构工作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涉外贴牌加工是国际加工贸易中的一种主要方式，贴牌加工过程中存在多类型的商标侵权，侵权原因亦是多方面的，本文所探讨的商标侵权问题主要围绕域外合法商标与域内注册商标的冲突展开，即在国外拥有商标权或使用权的企业或个人委托国内企业进行贴牌加工，但该商标未在我国注册，与该商标相同或相似商标在我国已被第三方在相同或相似商品上注册，贴牌产品最终全部出口至国外的情形。这种贴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自2002年“耐克”商标案起，直至后续的“BRI”商标案、“HENKEL”商标案、“JOLIDA”商标案等相似情形的一系列案件，每起案件的判决都在学术界、实务界引发激烈争论，甚至遭受质疑。对贴牌行为该如何定性？是以商标法规的实务适用为立足点，还是该从商标法理的层面进行分析，亦或是应从宏观经济发展大局出发，立场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观点的不同，自然也就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一、现有法律框架与贴牌加工行为的侵权定性
（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从字面上看，只要未经许可的使用即构成侵权，而并未提及是否会产生混淆、是否给商标注册人造成损害结果等其他考量标准，对于“何为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何为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何为使用”在《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进一步的界定。《关于对外贸易中商标管理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在从事进出口活动中，对他人指定或者提供使用的商标不得与已在我国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虽然该条规定直接指向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认定，在实务操作中有一定的指导，但该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并未上升为法律条款。
（二）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定性，实务界的意见倾向于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从最初的“耐克”案到后续的“BRI”案、“HENKEL”案的处理结果看，均最终判决加工方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承担停止侵权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或是维持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其裁判的法律依据均引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其理由主要是认为我国商标侵权并不以“混淆可能性”为构成要件，不在国内销售，不会造成混淆均不影响商标侵权的认定。以“BRI”案为例，其裁判文书中写道：“认定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并非以造成混淆或误认为构成要件，而是以是否在相同或相似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否造成混淆或误认，仅是判断商标是否近似的要件，而非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直接要件。”认定商标侵权的理由还包括商标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定作方在国外对相关商标拥有合法的专有使用权，但其权利并不产生域外效力，在我国境内不受保护。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认定大多法院都作出了肯定侵权的裁判，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探索。较为典型的是上海申达音响电子有限公司诉玖丽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一审认为由于涉案产品全部出口，未在中国市场实际销售，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不存在对该商品的来源发生混淆和误认的可能，判定不构成商标；二审认为涉案产品所贴商标只在中国境外具有商品来源的识别意义，并不在国内市场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判定维持原判。
北京高院曾认为，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贴牌加工是基于有权使用商标人的明确委托，并且受委托贴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不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应当认定为侵权。该意见十分贴合学术界、企业界所发出的声音，但鉴于商标法律和法规的立法情况，该意见最终被摒弃。最高院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仅在《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妥善处理当前外贸贴牌加工中多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对于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应当结合加工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
（三）与裁判立场相区别的观点
当前学术界大多对法院的裁判立场持相反的态度，认为涉外贴牌加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其理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商标侵权应当结合是否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产生混淆或误认来进行综合判断，定牌加工商品与国内注册商标的商品分属于境内、境外两个不同的销售市场，不可能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2、加工方与定作方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单纯的贴牌行为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仅是加工产品的一个环节，并未发挥出商标应有的识别功能，标牌本身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加工方的收益；3、判定某行为具有违法性，除了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外，还需对社会在常态下产生有危害后果的可能性，涉外贴牌加工行为并未给国内注册商标人造成实际或预期损失。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的侵权之争，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围绕如何理解和适用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展开的，实务界立足现有法律框架作出的侵权认定本身并无不妥，但难免会留下机械形式化裁决的诟病。学术界则更多地从商标法理的层面去诠释法条，试图找出否定侵权的论据。
二、贴牌加工行为侵权与否的法理分析
（一）商标侵权的认定是否以混淆为要件
混淆作为商标法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在商标保护和侵权判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混淆的认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法例。美国在《兰哈姆法》直接规定有导致“混淆可能性”的行为属于商标侵权行为。欧盟在《商标指令》中规定，因其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者类似，其使用可能会在公众中造成混淆，包括与注册商标产生联系的可能性的标识，所有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在商业活动中未经其同意在使用。Trips协议则规定，只要存在混淆的可能性，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就有权阻止任何第三方在贸易过程中将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商标与商品或服务均相同的情况下，混淆可能性可直接推定。我国《商标法》直接规定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行为构成侵权，未提及“混淆”与“混淆可能性。”有些专家认为，我国的该种法例与Trips协议是十分贴切的，因为Trips协议对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商标的情况下，推定其具有混淆的可能性。由于混淆是假定的，它就不再作为一项独立的要求，以及不必根据证据认定，对其进行的保护就是绝对的。但部分专家则认为推定有导致混淆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导致混淆，既然是推定，就是可以用证据推翻的。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由于贴牌产品全部销往国外，不会引起国内的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外界对此均无过多争议。因此是否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构成要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影响对贴牌行为侵权与否的定性。现有我国商标法并未将混淆纳入商标侵权认定的构成要件，理论界的大多专家、学者认为未将导致混淆作为侵权构成要件是我国商标法的重大缺憾，大力呼吁应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确定混淆在商标法体系中的基准性地位，把其作为商标侵权认定的一般构成要件。但从《商标法》2007年8月30日修改稿的内容来看，这一建议并未被立法部门所采纳。在笔者看来，应将混淆纳入商标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首先，虽然我国现有的商标法没有直接将混淆规定为商标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但有关司法解释和实践中形成的相关理论确定了混淆在我国商标保护和侵权判定中的重要地位。商标法对混淆的含糊其辞，易导致执法者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其次，近些年来商标保护的异化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淡化理论的提出似乎削弱了混淆理论的基准性地位，有些专家认为不以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前提，恰恰符合这一新的趋势，更具有前瞻性。但在笔者看来，商标淡化引发的商标侵权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用混淆理论加以解决的，淡化和混淆之间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交集，对其采用应保有相当审慎的态度。法律的制定固然需要一定的前瞻性，但过于超前将无法适应现实的需求，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第三、商标的相同或近似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关键性因素，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商标近似的认定需考虑是否构成混淆。事实上构成混淆的两商标未必近似。本应商标近似为因，消费者混淆为果，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倒因为果之嫌，易导致判断结论与生活常识不符，裁判说理前后矛盾的现象发生；最后，虽然混淆理论在商标法律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具有核心位置，但也最具争议，由于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具有相当主观色彩，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容易引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混淆判断的主观性，才有助于达到个案衡平，才能更好地应对商标权利扩张带来了新问题。对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则无需太多担忧，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对混淆认定的立法例有所区别，但大多裁判案例最终的结论却殊途同归。
（二）何为“商标的使用”
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法》2007年8月30日修改稿吸收了条例的规定，将商标的使用界定为在商业活动中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过程中的贴牌行为是否属于“商标使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加工过程中贴附标识的行为，即属于商标使用，该行为完全符合条例之规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贴牌加工的商品不在国内销售，在国内市场不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未体现商标标识性功能的使用不是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就商标法的理解和适用而言，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将归结于商标和商标权的法律属性。区分商品来源的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属性，即使注册的商标，若不再具有识别性，也难以得到商标法的保护。商标权人对其商标并不享有绝对的垄断权，不管是臆造商标，还是非臆造商标，都是社会符号的组成部分，人人皆可在不损害商标的标识性的前提下正当使用。
我国条例规定的商标使用行为并没有限定使用范围，而仅仅从行为的客观表象上来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这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适用范围，将阻碍人们的其他权利。大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等都将商标的使用限定在商业活动范围内。我国立法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商标法》的修改稿中将商标的使用限定在商业活动中，这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在商业活动中，在销售流通环节，当商品进入市场，走进消费者，商标的标识属性才得以发挥，相关消费者才能借助商标区分商品的来源。
贴牌行为从表象上看是将商标贴附于产品之上，形式上符合条例的商标使用的描述，但实质上该贴附行为对于国内市场系不发挥任何商标识别功能的机械式生产行为。从涉外贴牌加工合同订立之初就已决定贴牌产品最终不会进入国内的商业流通中，不会影响或削弱到国内注册商标标识功能的发挥，相关消费者对其选购的产品不会产生误认。这种贴牌生产环节在内，商品流通环节在外的特殊贸易形式，与国内注册商标商品存在于不同的商业流通中，无交集也就无冲突。对于有些学者认为加工方交付产品的行为系销售行为的观点，笔者认为加工方是在付出劳务的前提下获得对价而并非出售商品，其向定作方交付货物的行为也并非销售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涉外贴牌加工过程中的贴附行为并非商标法意义的使用。
（三）侵权行为的成立是否以损害发生为必要
所谓“侵权行为”一般是指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既有侵害行为的存在，自然就有损害结果的发生。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将“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作为商标侵权的兜底规定，表明一切商标侵权行为均会给他人的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及损害的可能，损害及损害的可能系商标侵权行为的共同特征。在笔者看来，商标侵权行为的成立须以损害发生为必要，商标保护一般基于两种层次，一种是对可能造成注册商标人损害行为的预防，一种则是对已造成注册商标人损害行为的禁止。大多商标侵权行为遵循着以下规律：存在侵权故意—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构成混淆—给商标注册权人造成损失，当然也有未实际发生损失，但存在损失可能性的情形。
商标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其损失往往处于一种不可估计的进行时状态，应将侵权行为制止在进入流通渠道之前，也就是实际损失发生之前。这一观点笔者是完全认可的，从知识产权法条中相关诉前禁令的规定，我们就可得知。但若一行为，通过事前预期以及事后证明都不会给商标权利人造成损害，那对该行为还有无禁止的必要呢？涉外贴牌加工行为从加工承揽合同订立，到贴牌加工，再到交付货物，最终货物被运往国外，从最初即可预见不会给国内商标权人造成损害或是损害的可能，那么将该种行为列为商标侵权行为加以禁止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也与侵权保护法的宗旨相违背。
大多认定贴牌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案例，在侵权认定部分并不考虑是否有损害或损害可能性的发生，在赔偿数额部分，则会考虑是否给商标注册人造成损失，大多法院最终都适用法定赔偿，参考商标知名度、合理支出等等因素酌情认定，鉴于涉外贴牌加工的产品均销往国外，实际上不会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失或损失的可能性，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往往远低于商标权人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以发生的实际损害为要件，若无损害，则无赔偿。对于不会发生实际或预期损害的行为适用法定赔偿酌情认定一定的赔偿金额，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有失公平的判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