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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罗马尼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八六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０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长期贸易协定，对一九八六年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和付款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间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货物交换，都应根据本议定书所附的货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总表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口货物总表办理。该两货物总表为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双方应该保证完成上述货物总表所列货物的供应。
　　经双方协商，仍可扩大上述总表之外的货物交换。

　　第二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同货物交换有关的各种事项，都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贸易机构间交货共同条件和两国政府指定的对外贸易机构间签订的合同办理。

　　第三条　依照本议定书所签订的合同，货物的交接在出口国的港口，或边境，或飞机场进行。

　　第四条　根据本协定书相互供应的货物的价格，应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协商确定，以瑞士法郎计算。
　　凡以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成交的价格，应根据成交日苏黎世瑞士联合银行公布的该货币对瑞士法郎的买卖平均价，折成瑞士法郎。

　　第五条　依照本议定书所供应货物的价款、垫付运费、保险费、劳务费和双方同意的其他费用的支付和清算，在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在罗马尼亚方面由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银行办理。
　　为此，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中国银行和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银行相互开立无费瑞士法郎清算帐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相互间非贸易支付清算的议定书附件内规定的支付项目，也将通过这个帐户办理。
　　任何一方银行接到对方付款委托书、付款单据和付款通知后，不论对方帐户内有无贷方余额，应立即支付。
　　如两国银行的帐户的余额超过二千五百万瑞士法郎，债务一方应按年利百分之二支付利息，利息到年底一次计算后记入清算帐户。
　　本议定书在有效期满后，双方银行对在本议定书有效期内所订合同的履行，仍应继续办理付款。
　　关于执行本议定书的结算办法和银行的其他技术细节通过中国银行和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银行间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签订的协议确定。

　　第六条　本议定书内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付款的最后结算日期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清算帐户的差额，经双方银行核对确认后，应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底以前自动转入一九八七年清算帐户。

　　第七条　在本议定书范围内缔结的合同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以后交货的，则不应计算在一九八七年的贸易额度内。这类货物的付款应在一九八七年帐户内办理，该帐户将从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开立。

　　第八条　本议定书的有效期自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罗两种文字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货物总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郑　拓　彬　　　　　　　　　　瓦西里·蓬甘
　　　　（签字）　　　　　　　　　　　　（签字）
“大浦事件”与检察官起诉裁量权

2000年12月18日 15:21 龙宗智

　　日本大正3年（1914年），时任大隈重信内阁农商大臣的大浦兼武，为使内阁提出的增设自卫队师团及建造军舰法案能在国会审议时顺利通过，通过当时众议院秘书处秘书长林田龟太郎收买在野党议员。案发后，检察机关以贿赂罪嫌疑实施侦查。当时已转任内政部长的大浦在法务部长尾崎等人的劝说之下，决定辞去所有公职，并立誓今后绝不参与政治，退隐江湖。检察官侦查终结后，对大浦予以不起诉处分。而相对从犯林田龟太郎及受贿议员等19人均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鉴于大浦确已构成行贿犯罪，且事实清楚，检察官适用起诉裁量权作出的这一处分，招致舆论抨击，称检察机关“纵放吞舟之鱼”，致使“法律权威坠地”，等等。

　　根据法务部长尾崎的公开说明，检察官对大浦不起诉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基于刑事政策贯彻的需要。大浦本人于事件后采取自行断绝其政治生命的自处置方式，表示其有悔悟之心，不仅无再犯之虞，而且具有向政界立下范例的意义，因而具有一般预防之效果，事实上与已受严厉制裁并无太大区别，故无追诉必要。此时若对大浦再科处刑罚，应属刑罚权的滥用。第二，基于道义上的理由。大浦的这种应对方式，与不待法律制裁即行自戕之武士相当，道义上值得肯定。第三，具有法制上的根据。起诉裁量在刑诉法中虽无明文规定，却系司法运作过程中长期实行的惯例，已经形成制度，本案亦属适于起诉裁量之案例，因此系合法处分。

　　对法务部长的解释，有赞成和反对的不同意见，法学界也展开了关于大浦事件的处置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激烈争论。以牧野英一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支持起诉便宜主义以及检察官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他们强调刑事政策的应用，认为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无论是从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实质的违法性思想，公诉时效的立法精神，微罪不检举政策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检察官的信赖性等方面，都可以加以论证”。而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超越了刑事政策的国家最高政策的范畴”。而以富田山寿为首的一批法学家则坚守起诉法定主义立场。强调贯彻法制原则实行有罪必究，认为超出微罪不检举范围的起诉裁量主义容易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作为政治权威人物等逃避法律追究的工具，因此不能以所谓最高的国家政策为由而适用起诉裁量权。

　　追溯渊源，日本明治时代的治罪法（1880年）及刑事诉讼法（1890年）确无检察官裁量起诉的规定，而在学说上也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主导。但自明治18年（1885年）起，政府因苦于执行短期自由刑等带来的监狱经费的膨胀，即有意鼓励所属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微罪不检举）。而后这项政策逐渐强化，到明治30年后，更直接以法务大臣训令的形式，作出实施“微罪不检举”的指示。到明治38年，刑法增设执行犹豫（缓刑）制度，检察实务上进一步采取对可能由法院适用缓刑的案件检察方面作出不起诉处分的具体方针，裁量不起诉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大正元年（1911年），不起诉率已达50．3％，其中裁量不起诉所占比率达24．6％。此时，检察官裁量不起诉已经不限于“微罪不检举”，对一部分非轻微案件也开始积极地依职权作出裁量不起诉处分，如上述对大浦涉嫌行贿的处理。

　　由“微罪不检举”到更为广泛的起诉斟酌，这种不起诉处分的“质变”，引起了舆论的非议，也招致了法学界主张“起诉法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然而，检察机关巧妙地摆脱舆论及学界的批评，并以大浦事件作为扩大并在法律上确立起诉裁量权的契机。而政府方面也支持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并在修改刑诉法的提案中，明确主张全面采用“起诉便宜主义”。大正11年（1922年），日本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279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以及犯罪之情状、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一规定赋予检察官在起诉问题上充分的斟酌处置权，全面贯彻了起诉便宜主义（1949年施行的日本现行刑诉法第248条，在“犯罪之情状”前增加了“犯罪的轻重”，意在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略作限制，这一条款可谓当今起诉便宜主义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律表述）。而在立法当年（大正11年），不起诉率为69．1％，其中裁量不起诉之比率达53％，裁量不起诉率竟超越了起诉率。

　　大浦事件的发生，对于日本起诉便宜主义的立法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