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的蓬勃兴起，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活跃了文化产品的交流，对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市场处于发育的初始阶段，法制不够健全，
管理比较薄弱，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格调不高、粗制滥造以及宣扬色情、暴力、迷信的出版物为数不少，内容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物时有出现；不法分子团伙作案趋势突出，制黄贩黄、盗版走私屡禁不止；一些出版、发行、印刷和复制单位违反有关规定，出卖书
号、刊号、版号，承印制作非法出版物，有的还同犯罪分子勾结作案。对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迫切要求加以解决。为保证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繁荣健康发展，特作如下通知：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的重要性。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文化市场中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文化市场的繁荣健康发展，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危害社会稳定，给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损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和要求上来，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和子孙后代高度
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
二、做好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健康发展。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样化，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要促进文化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更好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文化市场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要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管理工作要特别注重抓导向、抓总量、抓结构、抓效益，引导这些事业的发展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转向以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行政措施与法律手段相结合，集中治理与日常管理相结合，有关部门分工负责与密切协作相结
合。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明确市场管理责任。（1）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党委宣传部门要做好指导、协调、服务、检查工作。（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确定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的主要管理部门，明确文化、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的职责分工，使他们在日常管理中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可借鉴近年来一些地方建立由各有关部门组成的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指导和协调文化管理工作的做法，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3）所有文化企事业的市场经营活
动都要接受所在地政府的管理。文化企事业的主管、主办单位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宣传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配合当地政府加强对所属文化企事业的检查、监督，不得阻挠当地市场管理机构对其问题的查处。所属文化企事业发生严重问题，也要追究主管、主
办单位的责任。（4）书报刊市场、影视市场、音像市场管理方面的具体政策规章，分别由新闻出版署、广播影视部、文化部制定。这三个部门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宏观管理上，放在督促、检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上。凡涉及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
，须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负有重要管理责任，要安排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同新闻出版署、广播影视部、文化部一起管好文化市场。
四、对市场发展要进行宏观调控。近年来，书报刊、电视剧（片）和音像制品的生产经营单位以及某些产品总量增长过快，产品质量不高，迫切需要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以利于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1）对新建图书、音像出版单位要从严掌握，近期应控制发展总量。严
格控制新建书刊印刷厂和音像制品复制生产线，明后两年内中央和地方不批新建项目。（2）各地区、各部门要检查所属出版社使用书号的情况。新闻出版署应结合审批选题计划对书号使用总量进行核定。（3）对电视剧（片）的生产，广播影视部要合理安排拍摄许可证和一次性准拍证的
发放总量。（4）设立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各地要合理规划，建台须报经广播影视部审批。（5）各地要研究确定书报刊销售摊点和音像制品销售、出租、放映点的发展规模。当前，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文化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解决好电影、图书、报纸、期刊等文化产品下乡的问题，积极扶持农村文化农场的发展。
五、加强书报刊市场管理。改变书报刊市场管理薄弱的状况，要把住出版源头，整顿印刷环节，清理发行渠道，规范销售行为。（1）加强对出版工作的前期管理，抓紧建立书报刊质量保障体系。出版行政部门和出版社的主管单位要切实负起选题审核责任。出版社要坚持实行发排新书
报告制度，认真进行初审、复审和终审，出版重大题材和涉及敏感问题的作品必须专题报批。要严格执行禁止各种形式买卖书号、刊号和报纸版面的规定。要加强对期刊、报纸周末版、文摘类报刊以及内部报刊管理，纠正违背办报办刊宗旨和超越分工范围的问题。（2）认真实行特种行业
管理办法，加强对印刷企业的管理。承印书报刊的企业必须持有出版行政部门颁发的书报刊印刷许可证和公安部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各地对辖区内的所有印刷企业要进行一次清理，坚决撤销严重违规经营的企业。对未有许可证擅自承印书报刊的单位，要坚决查处。出版单位须到持有
两证和营业执照的印刷企业印刷书报刊。印刷企业在承印书报刊时要向发证单位复核准印证件，对不严格履行手续、印制坏书的要取消其承印书报刊的业务。（3）办理书报刊总批发和批发业务，应认真执行有关规定。承办总批发业务的新华书店、出版和图书进出口等单位要加强内部管理
，严格工作制度，发生严重问题要追究领导责任。其他承办批发业务的单位也要加强管理，问题严重的要停业整顿，直至取消批发业务。所有从事批发业务的单位都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业务。个人不得从事批发业务。坚决取缔地下发行。（4）城镇书刊销售摊点要相对集中，定点销售，亮
证经营。经营者应在出版行政部门审定的发行单位进货，并做好进货登记。对销售违禁品又不如实说出进货来源的，按其制作违禁品追究责任。
六、加强影视市场管理。要以提高影视片和有线电视台节目质量为重点，认真做好以下工作：（1）广播影视部要进一步完善影视片制作单位的审批办法。对专门从事影视片制作的单位，各地要进行一次审核，报广播影视部批准后，重新颁发拍摄许可证。对临时申请拍摄电视剧（片）
的单位，由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颁发一次性准拍证，并报广播影视部备案。（2）电影、电视剧（片）生产单位要建立和完善剧本审查制度。拟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片），分别由广播影视部和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审查，合格的方准予
播映。（3）与境外单位合拍或协拍电影、电视、录像片，要报广播影视部审查批准。对拟参加国际性评奖、展映的影视片，要在双方协议中写明须经我广播影视部批准。（4）影剧院要认真执行准映证的有关规定，禁止放映无准映证的影视片。对供教学、研究用的内部资料片，不得出售
、出租或以各种形式公开放映。（5）有线电视台播出的影视片，应持有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颁发的有线电视节目准播证。有线电视台要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报月播映计划。教育电视台不得播放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影视片。
七、加强音像市场管理。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最近颁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切实按照《条例》规定做好音像市场的管理工作。近期，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检查：（1）检查音像制品的出版、复制、批发、零售、出租、放映单位的经营活动，在此基础上，重新核发许可证
。（2）检查录像放映场所的活动情况，严格禁止营业性放映专供家庭使用的音像制品。（3）检查现在市场销售、出租、放映的音像制品，凡属盗版走私的和有反动、淫秽内容的，一律收缴，集中销毁。
八、进口书报刊、影视片和音像制品要认真把关。（1）社会科学和文艺类书刊、音像制品的年度进口计划，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新闻出版署审批，计划外进口应专项报批。（2）引进供国内播映的影视片和复制发行的音像制品，分别由广播影视部和新闻出版署归口管理。引进的影
视片由广播影视部负责审查；引进的音像制品，由广播影视部和文化部共同组成内容审核机构负责审查，对合格的颁发准映证。（3）新闻出版署和各地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书报刊进口业务单位的经常性检查，对有严重问题的，要取消进口业务。（4）海关要认真检查各种形式进口的书
报刊、影视片和音像制品，防止违禁品入境。
九、坚决打击非法出版经营活动。盗版盗印、制黄贩黄、走私贩私活动严重，是当前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要认真贯彻落实已有的市场管理法规，切实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根据本
地实际，抓住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问题，组织宣传文化、政法、工商税务、交通运输、邮政、海关等部门紧密协作，追根究底，认真查处一批重大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庇护者、团伙头目和坏书炮制者。为保证今后及时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要抓紧建
立大案要案的督查制度和跨地区查办协调会制度。
十、健全规章制度，加快立法步伐。（1）在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生产、发行、销售等各环节，全面实行许可证制度。凡从事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须首先申办许可证；未有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发放营业执照。（2）实行许可证年度检验登记制
度。对遵纪守法的予以登记；对有违章行为的暂缓登记，限期整改；对问题严重的注销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吊销营业执照。各地基层文化市场管理机构要建立生产经营单位市场行为档案，加强对他们的日常考核。（3）建立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动态报告制度。各地要设立一
批观察点，及时反映市场情况，以增强管理工作的主动性。（4）要根据国家保密法规，健全新闻出版单位的保密制度和泄密处理制度。（5）尽快制定一批急需的管理法规，改变目前法规建设薄弱的状况。要抓紧制定书报刊出版、电影、电视剧（片）、音像制品、书报刊印刷管理和惩治
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等法律法规。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颁布之前，地方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有关地方性法规。
十一、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管理检查队伍。为加强对书报刊、影视、音像等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文化市场管理检查队伍，在当地文化市场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协同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检查市场经济活动，纠正违法违章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文化市场监督检
查队伍以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并可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各地要解决好文化市场监督检查队伍必要的工作经费和装备，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和定期考核，不断提高思想和业务素质。文化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有关规定和工作人员守则。
十二、深化改革，培育市场。要积极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借鉴国外有益管理经验，推进市场管理改革，培育市场健康发展。（1）要选择一些文化事业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建立书刊、影视片、音像制品交易中心，扶植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市场，并使反
映主旋律的优秀文化产品在这些市场中占居主导地位。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规划和领导，既要重视设施建设，又要注重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对近年来形成的文化产品集散地，要加强引导，使之逐步发展为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2）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制定的
文化经济政策，注意运用经济手段，增强优秀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要建立优秀文化产品专项奖金和发展基金。完善有利于优秀文化产品进入市场的税收、信贷和价格政策。制定社会文化赞助管理办法，引导社会把赞助投向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3）国家的出版单位、影
视片制作单位、新华书店、图书进出口和电影发行单位等，要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增强竞争能力，更好地担负起组织优秀文化产品生产与流通的责任，发挥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中的主体作用。（4）选择条件较好的单位，进行组建报业、出版集团的试点。地方的试点由省一级政
府审批，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新闻出版单位的试点由主管部委审批，报新闻出版署备案。目前暂不组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集团，不实行股份制。（5）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我国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同时，注意引进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加强与境外的交流与协作。各地与境外
交流、合办广播电视节目，应经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批准，并报广播影视部备案。根据我国实际，在我境内不与外资合办电台、电视台和报社，原则上也不合办出版社、期刊社以及影视生产单位。与境外合办自然科学类期刊，由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共同审批。
十三、积极开展社会监督。要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组织群众参与市场监督和管理。有关部门应聘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组成专门的评议委员会，对书报刊、电影、电视剧（片）、音像制品等进行审议，评估作品内容，推荐优秀作品，对不良文化
产品提出处理意见。积极鼓励广大群众举报违法违章行为，并实行奖励制度。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引导广大职工、青少年和妇女批评、抵制文化市场中的消极丑恶现象。对举报的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
十四、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书报刊、影视、音像等方面的行业组织，是各级政府管理文化市场的助手。行业组织要努力做好服务引导工作，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协助市场管理部门培训经营单位法人代表和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文化素养、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开
展经营单位等级评审、表彰先进、组织经验交流等活动，形成遵纪守法、模范经营、相互促进的良好风气。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积极引导行业组织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十五、正确引导群众文化消费行为。市场营销活动影响着群众的消费行为，群众的文化追求和消费倾向又影响着市场的经营方向。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消费品位，是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各群众团体要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
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行为。要开展文化市场的法规制度、文明行为的宣传教育，使人们自觉维护文化市场环境。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介绍艺术常识，开展文艺评论，正确引导文化消费热点，提高群众文化鉴赏能力，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
十六、管理工作要常抓不懈。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经常分析市场形势，在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集中治理，把日常同集中治理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坚持下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文化部、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制定实施办法，力求使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更加活跃有序、繁荣健康地发展。
1994年11月7日
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滕传枢 蒋世祥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这三个案例都是按照现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释判决的，但却产生了以下三个应予质疑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样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非法取环（致超生人数有差别，但影响不到定性），仅因为百余元现金获得与否。却产生了“质”的差异，一个有罪，一个无罪，为什么？
2、案例一与案例三之被告虽获取现金及财物，但并未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备诈骗罪的特征，还有案例一的被告所获之财物并未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却均以诈骗定罪科刑。为什么？
3、案例一与案例三既然均以诈骗定罪，当然应依据所“骗”数额之大小量刑，然而两案数额相差300余倍，处刑却只相差不到1倍，为什么？
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破坏计划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则上述问题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破坏计划生育罪，至于量刑应根据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数的多少极其他情节）有所区别。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属受贿罪主体，不构成犯罪），应按牵连犯罪的原则（重罪吸收轻罪）处理，根本不发生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对该罪的概念、法条构成及处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释。
破坏计划生育罪，是指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声音工作推行的行为。
法条可这样设立：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推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坏计划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和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体，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应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牟利、调戏或奸污妇女等，并不影响构成本罪。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应从重处罚。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的各种行为。例如：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龄妇女非法取环，作假绝育手术或出具假绝育证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假证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导致超生超怀，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只要实施终了上述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怀的人数多少，则作为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考虑。所谓“情节严重的”指致使育龄妇女超生超怀30名以上，或者同时索取大量钱财，调戏、侮辱、伤害、奸污妇女而又未构成数罪的，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其他情况，如果是在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如索贿、受贿、流氓、诈骗、强奸、伤害、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的，属一个故意一个行为，则按牵连犯罪的原则处理；如属两个以上故意与两个以上行为的，则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如果是伤害、杀害或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是育龄夫妇为自己超声而溺婴、弃婴，或者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大面积超生的，则按照刑法有关的条款定罪，如伤害罪、杀人罪、诬陷罪、遗弃罪、渎职罪等，而不定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
处理破坏计划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推行计划生育主要依靠对群众进行普及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自愿地采取节育措施。因此，除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外，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育龄夫妇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采取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自己超生的目的，虽也萦系那个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性规定或地方性法规，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及其他处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对立法、司法，包括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调整，有待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法学、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升华，以趋逐步健全和完善。我们认为，现在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仅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也有人们十年认识的思想基础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人口增长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完全适应，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类共同奋斗的这样一项宏伟事业中，法律必将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与蒋世祥合撰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