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三、根据《决定》第八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行为人实施《决定》第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四、根据《决定》第十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是指：
（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
（2）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
（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4）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
（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
（2）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3）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五、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
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六、根据《决定》第十三条规定，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个人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七、根据《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行为人实施《决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数额以超出保证金的数额计算。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九、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十、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十一、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十二、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案发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十三、本解释所称“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十四、本解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通知
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级铁路运输法院：
近年来，不少人民法院反映，在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时，对如何具体应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在理解上不够明确，遇到一些困难。现将我院审判委员会第227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印发给你们，供参照办理。
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
【案例一】
徐旭清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曹桂书，男39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省格尔木89207部队军医。
被告人徐旭清，男28岁，原在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工作，后调到市人防办公室石峰山服务部任采购员。
自诉人曹桂书与孙蔚芸（女，36岁，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出纳员），1974年2月建立恋爱关系，同年10月27日结婚，婚后感情尚好。1976年1月，孙生一男孩。后因家庭琐事，夫妻发生过争吵。
被告人徐旭清与孙蔚芸原在塑料八厂同一班组工作。1980年4月，徐、孙先后调到本厂供销股工作。孙因不熟悉业务，常向徐咨询，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并一起看电影、逛马路。1981年初，孙蔚芸从原住地搬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居住后，两人来往更为频繁。2月的一天，孙打电话让徐帮助买煤，又留徐在家里午休，主动与徐发生两性关系。此后，徐经常到孙的宿舍，给孙买煤、买米、买菜、做饭等，帮助孙料理家务事。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致孙怀孕堕胎。7月，孙骑自行车不慎摔伤，就把徐叫到家中住了多日。邻居都以为他俩是夫妻，有的人问孙：“他是小曹吗ⅶ”孙默认；有的人问徐：“你姓曹吗ⅶ”徐答：“是”。同年9月，徐与孙一起到武汉市，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江汉区团结旅社同居两夜。10月初，曹、孙在上海市孙的母亲家探亲期间，孙多次吵闹，要与曹离婚，拒绝与曹同居，并独自返回株洲市。11月22日，曹带着5岁男孩从上海到株洲市。当曹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找孙时，群众对曹说：“她丈夫天天在家，怎么会是你呢ⅶ”后群众向曹揭发了徐、孙同居的事实。12月2日，曹桂书向株州市东区人民法院自诉。
1982年2月6日，湖南省株洲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徐旭清明知孙蔚芸是现役军人之妻而与之同居，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徐旭清予以刑事处罚。徐没有提出上诉。
按：被告人徐旭清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是正确的。
【案例二】
宋印生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李富廷，男，31岁，中国人民解放军57371部队某中队技术员。
被告人宋印生，男，41岁，北京市珐琅厂工人。
自诉人李富廷于1977年与杨淑婷（女，29岁，北京市珐琅厂工人）恋爱，1979年4月办理结婚登记，同年10月举行结婚仪式。
被告人宋印生与杨淑婷从1976年3、4月间在同一组工作，逐渐产生暧昧关系。1979年6月某日，宋印生与杨淑婷在天坛公园发生了两性关系。此后，宋多次到杨的家中奸宿。宋印生之妻察觉后，曾到珐琅厂找杨吵闹。1980年12月宋妻病逝。此后，宋多次到杨家奸宿，曾被杨母遇见，并到该厂告发。该厂领导对宋、杨进行教育，但宋并不悔改。1982年11月6日，宋在杨家夜宿。自诉人李富廷从外地回京，7日清晨5时到家敲门。杨将宋藏在床下，开门后叫李到外边去打洗脸水，趁机将宋放走。1983年8月2日，杨到延庆县李富廷的住处休探亲假。事先宋、杨约好在杨休假期间2人在一起住三、四天。8月13日，杨以治病为名，从延庆县返回北京找宋。次日，宋、杨一起乘火车到山西大同，在宋的妹妹家中姘居，共住6天，发生两性关系3次。2人共同生活，游览名胜，如同夫妻。8月20日，宋、杨回到北京。当天，李富廷从延庆县来到北京找杨，在天安门前116路公共汽车站巧遇宋、杨2人。8月22日，李富廷向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自诉。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宋印生明知杨淑婷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并将杨带到外地同居，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1983年11月30日，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宋印生有期徒刑二年。
按：被告人宋印生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长期通奸，经教育不改，并将女方带到外地姘居，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原审人民法院认定宋印生的行为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是正确的。
【案例三】
熊贤辉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陈春声，男，29岁，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32347部队后勤处军械助理员。
被告人熊贤辉，男，24岁，湖南省常德市东郊供销社营业员。
被告人熊贤辉于1979年3月在常德市东郊供销社任副食柜营业员。同年8月，自诉人之妻严若枝（27岁，常德市东郊供销社营业员）由该社棉布柜调到副食柜工作。熊、严同柜工作后，熊见严和其他男女职工常开玩笑、打打闹闹，就主动与严接近。一次，严和同柜的青年赵××（男）、李××（女）嬉戏打闹，熊帮赵将严按倒在地，乘机摸严的身上，严没有反感。同年12月，熊问严：“你结婚后为什么没有生小孩，是不是爱人有病ⅶ”严说：“不知道。”熊说：“那就是种不好，我给你配种。”严表示：“要得。”有一天上班后严要熊帮助她修理收音机（未坏）。熊借口独自在严的宿舍修理收音机，有所不便，要严去作伴。熊到严的宿舍后，主动与严发生两性关系。此后，熊经常秘密进入严的宿舍与严发生两性关系。为了避免被他人发觉，从1980年3月起，熊拿了严的房门钥匙，自己开门潜入，熊在严的宿舍过夜约10次（熊承认6次），还有时两人发生两性关系后熊即离去。后来，2人转移到常德行署第一招待所旁的小屋、常德市水运公司仓库后面的厕所等偏僻地方多次发生两性关系。熊先后给严饭票10余斤、连衣裙1件、工作服1件、棉鞋1双。严先后给熊25元钱、1双袜子、的确良布和涤纶布各1块。严把200元存折交给熊，要熊帮她买自行车。1980年6月1日到30日，自诉人陈春声来常德市探亲期间，熊继续与严在上述地点通奸，并对严进行挑拨说：“你莫理他（指自诉人），不要同他睡，快些离婚。”“你同他离了就同我结婚。”“你故意找他的岔子，要闹就狠些闹。”熊还帮助严起草离婚申请书。严在熊的挑拨下，多次借故与陈吵闹扭打，先后3次将脏水、温开水泼在陈的身上，甚至将陈的饭碗甩在地上，不许他吃饭。有一天晚上，陈跟着严回到娘家，严将陈哄出门外。陈探亲1个月，严与陈同宿只有5夜，还吵着要离婚。严的这些行为，引起陈的怀疑。他借探亲假期已满要回部队为由，隐居在其兄家中，对严暗地进行观察。严因与熊通奸怀孕，于7月2日前往石门县蒙泉区医院作了人工流产，7月3日返回常德。当晚8时许，熊与严在常德市水运公司仓库后面幽会时，被陈当场抓获。熊、严同时停职反省，交代了上述事实。
1980年7月7日，陈春声向常德市人民法院自诉。市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熊贤辉与现役军人之妻通奸，情节恶劣，但不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1980年12月20日裁定，驳回自诉。陈春声不服，提出上诉。常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
常德市东郊供销社对熊贤辉和严若枝，均给予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
按：被告人熊贤辉明知严若枝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并挑拨、唆使女方与军人离婚，以便与他结婚。其行为破坏了军人的婚姻家庭，造成军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由于过去在审判实践中对属于这种情况的案件可否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在理解上不够明确，当时未予定罪的，现在不必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在办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
【案例四】
赵松祥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陆占全，男，35岁，中国人民解放军5116部队军医。
被告人赵松祥，男，35岁，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劳资科副科长。
自诉人陆占全与马玉兰（女，35岁，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卫生所医生），原是包头市医专学校同学，毕业后建立恋爱关系，1977年元旦结婚，婚后感情尚好。
被告人赵松祥从1978年2月起，与现役军人陆占全之妻马玉兰通奸，起初每个月一、二次，后来日渐频繁，每星期就有两、三次和马在一起住宿，持续3年之久。1978年4月以来，马向陆提出离婚，并拒收陆从部队寄给她的钱和物。经建筑公司和部队派人多次调解，马仍坚持离婚。1981年6月7日上午10时许，陆占全从外地回家，发现院门反锁着，就从邻院越墙进屋。这时，赵松祥已躲进里屋，马玉兰正在穿衣裳。马借口屋里闷热，要陆一起到院里谈谈。出去后，马提出去饭馆吃饭，途中借口取粮票，回家将赵放走。陆在胡同里与赵相遇，随即返家，与马发生口角。同年6月12日，陆占全向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自诉。
东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赵松祥与现役军人之妻马玉兰长期通奸，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但不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于1981年8月15日裁定，驳回自诉。陆占全不服，提出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9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并建议主管单位给赵松祥、马玉兰党纪、政纪处分。
赵松祥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按：被告人赵松祥明知马玉兰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破坏军人的婚姻家庭，造成军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由于过去在审判实践中对属于这种情况的案件可否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在理解上不够明确，当时未予定罪的，现在不必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在办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
